我当时听着这话，手里捏着的茶杯盖“咔嗒”一声磕在杯沿上，热气混着茶味往鼻尖钻，倒像是把心里那点不真切的感觉蒸得更分明了。
“王主任，”我把茶杯往桌上推了推，指节在红木桌面上轻轻敲了敲，“您这话说的，我倒是想起前几年南边那桩事。也是个台商，带着班子过来考察，说是要搞个电子组装厂，租了开发区最好的写字楼，天天车接车送，海鲜酒楼轮着换。结果呢？三个月后卷着政府给的考察补贴跑了，留下一屋子没拆封的办公家具，说是‘留给地方作纪念’。”
王主任的眉毛拧成个疙瘩，手指在沙发扶手上着，袖口露出的表链在日光灯下闪了闪——还是前年他在发改主任任上时，我陪着去深圳招商，他自己掏腰包买的那块浪琴，当时还笑说“戴着谈项目，显得咱实在”。
“不一样不一样，”他摆着手，喉结动了动，“这拨人不一样。领头的姓李，台湾高雄来的，带了工程师，拿了厚厚一沓环评报告，说是他们那胶水里的环保指标，比欧盟标准还高三个点。”
“环保指标高，”我往他面前的玻璃杯里续了点热水，“那运输成本呢？咱这地方不靠海，没有深水港，从福建那边把鞋底、面料运过来，粘成成品再拉回台湾或者发往东南亚，光过路费和油钱就得比在东莞加工贵三成。李老板是做实业的，这点账算不过来？”
王主任没接话，从烟盒里抽了支烟，打火机“啪”地一声响，火苗舔着烟卷的瞬间，他忽然叹了口气：“你是不知道，今年产业园的招商指标压得有多狠。上面说了，年底前要是再谈不成三个像样的项目，我这主任的位子……”他没往下说，只是把烟往烟灰缸里按了按，火星子溅起来，又很快灭了。
我想起上个月去产业园办事，看到门口挂着的横幅——“大干一百天，冲刺招商季”，红底黄字在太阳底下晃得人眼晕。办公室里的小姑娘说，王主任最近天天带着招商局的人泡在各个宾馆，有时候半夜还在微信群里发考察照片，背景里都是推杯换盏的酒桌。
“您也别太急，”我往他杯子里又添了点水，“做鞋这行当，讲究的是产业链配套。咱这除了劳动力便宜点，周边连个像样的鞋带厂、鞋盒厂都没有，人家真把厂建在这，原材料得从珠三角调，配件得从长三角运，工人培训还得请外地师傅，这成本堆起来，再便宜的人工也补不回来啊。”
王主任忽然笑了，笑得有点涩：“你当我没想过？可李老板说了，他们就是看中咱这‘政策灵活’。说只要把厂立起来，增值税地方留存部分能返还五年，土地出让金先交后返，连员工社保都能挂在开发区的劳务派遣公司名下……”
“政策灵活？”我差点把刚喝进去的茶喷出来，“他那是把咱这当政策洼地来薅羊毛呢！您想啊，真要正经办厂，哪有不先问水电路气、不看上下游配套，光盯着税费返还的？他那鞋厂，我估摸着就是个来料加工的壳子，把台湾的半成品拉过来，雇几个工人粘粘鞋底，贴上‘Made in Mainland’的标签，既能享受出口退税，又能避开台湾对大陆的部分贸易壁垒，等政策红利吃差不多了，拍拍屁股就走，留下一堆需要处理的胶水废料，到时候谁来收拾？”
这话像是戳中了王主任的心事，他沉默了好一会儿，烟蒂在烟灰缸里堆成了小山。窗外的阳光斜斜地照进来，把他鬓角的白头发照得格外显眼——去年他刚接任产业园主任时，这头发还没这么白。
“你说的这些，我不是没琢磨过，”他声音低了些，“可上头催得紧啊。上周开调度会，市长还专门点了名，说咱这产业园要是再没动静，明年的财政拨款就得削减三成。我这也是没办法，死马当活马医……”
“死马当活马医也不能往火坑里跳啊，”我把茶杯往他面前推了推，“您还记得前年那个光伏项目不？也是台商投资，说是要建全球最大的薄膜电池生产基地，结果呢？厂房盖到一半，老板卷着银行贷款跑了，留下个烂尾楼，到现在还杵在开发区入口，跟个笑话似的。那时候负责招商的张主任，现在还在纪委的案子里挂着呢。”
王主任的手抖了一下，烟蒂掉在裤子上，他慌忙拍掉，脸上泛起一阵红。我知道这话有点重，但有些事不说透不行——他在发改系统干了大半辈子，从科员一步步熬到主任，最看重的就是“稳”，可这阵子为了招商，明显是乱了方寸。
“我再跟他们谈谈吧，”他站起身，整理了一下衬衫领口，“明天李老板说要去看地块，我再问问他们的原材料采购计划，问问他们的销售渠道，问问他们的废料处理方案……要是真像你说的那样，这项目，咱宁可完不成指标，也不能接。”
我送他到门口时，正好撞见产业园招商局的小刘跑过来，手里拿着一叠文件，气喘吁吁地说：“王主任，李老板那边又提新要求了，说他们的台湾籍管理人员，希望能享受‘华侨待遇’，子女入学要安排在市重点小学，连他们带来的那辆保姆车，都要求免征进口关税……”
王主任的脸一下子沉了下来，接过文件的手都在抖。我站在旁边，看着他把文件往公文包里一塞，咬着牙说了句“知道了”，转身就往停车场走，背影在阳光下拉得又瘦又长。
过了大概一个礼拜，我去产业园办事，刚进大门就看到王主任在跟几个工人交代什么。他穿着件灰色夹克，袖子卷到胳膊肘，脸上沾了点灰，倒比上次见面时精神了不少。
“你怎么来了？”他看到我，笑着迎上来，手里还拿着个卷尺。
“来办点手续，”我指了指他手里的卷尺，“这是忙啥呢？”
“哦，前阵子不是跟你说那个食品加工厂吗？福建老板，做冻干果蔬的，今天开始放线挖地基了。”他往不远处指了指，那里己经圈起了围挡，推土机正在平整土地，“人家老板昨天还跟我说，看中的就是咱这昼夜温差大，适合果蔬储存，还说要把周边的农户组织起来搞合作社，专门给他们供应原料。”
“那挺好啊，”我笑着说，“这才是正经项目。”
“可不是嘛，”他摸了摸后脑勺，有点不好意思，“上次你说的那些话，我回去想了一宿。第二天我就找李老板摊牌了，把原材料运输成本、废料处理这些问题一条条摆出来，问得他哑口无言。最后他说要回去‘请示总公司’，这都快一个礼拜了，电话都没再来一个，估计是黄了。”
“黄了好，”我递给他一瓶矿泉水，“省得以后麻烦。”
“可不是嘛，”他拧开瓶盖喝了一大口，抹了把嘴，“那一个月的饭算是白请了，光海鲜就吃掉快三万，心疼得我好几天没睡好。不过也值，算是买了个教训——以后招商，咱不看老板多能吹，就看他的产业链能不能扎下根，看他能不能给咱这地方带来真真正正的好处。”
正说着，他手机响了，是办公室打来的，说有个浙江的纺织企业想来考察，老板己经在楼下了。王主任眼睛一亮，拍了拍我的肩膀：“走，跟我一起去会会？这老板做的是再生纤维，说是要利用咱这的玉米秸秆做原料，我觉得这路子靠谱！”
看着他快步走向办公楼的背影，我忽然觉得，他鬓角的白头发好像没那么显眼了。阳光洒在产业园的工地上，推土机的轰鸣声里，好像真的能听到点不一样的声音——那是踏实干事的声音，比任何招商引资的口号都要响亮。
后来有一次，我在市委食堂碰到王主任，他正拿着个馒头，就着一碟咸菜吃得香。他说现在招商局有个新规矩，凡是来考察的客商，一律在食堂吃工作餐，超标一分钱都得自己掏。“省下的钱，不如给企业多修条路，给工人多盖间宿舍，”他笑着说，“你还别说，就这规矩，反倒留住了好几个实在的老板。”
我看着他盘子里剩下的半个馒头，忽然想起他说的那三万块钱的海鲜。或许有些弯路总得走，有些教训总得付代价，但只要方向对了，哪怕慢一点，也比踩着坑往前冲要稳妥得多。毕竟，产业园的土地上能长出什么，从来不是靠酒桌上的承诺，而是靠实打实的汗水和经得起推敲的盘算——这道理，王主任懂了，比什么都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