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馆里的茉莉花茶续到第三泡时，搪瓷缸子底的茶渍愈发明显。老乳品厂厂长赵德山用粗糙的手指敲着桌面，搪瓷缸子在木头桌上发出“当当”的响：“你们说，咱这地界儿，现在还有真正的企业家吗？”
这话像块石头投进滚水里，几个围坐的老厂长都炸了锅。老啤酒厂的王建国把烟头摁在烟灰缸里，火星溅起来：“企业家？当年我那啤酒厂，拿过轻工业部的优质产品奖，进京汇报时，部长都亲自给咱题字！那时候才叫干事业，现在呢……”他没再说下去，只是端起茶杯猛灌了一口，茶沫沾在花白的胡子上。
我坐在旁边，听着他们的叹息，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堵着。桌上的花生壳堆成了小山，窗外的街面上，KTV的霓虹灯闪得刺眼。这栋临街的茶馆，十年前还是乳品厂的门市部，卖着赵厂长亲手研发的酸奶，现在却成了老工人们怀旧的据点。
“赵厂长，您当年可是拿过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的。”我递给他一根烟，“市里敲锣打鼓把奖章送到厂里，您还记得不？”
赵德山的眼睛亮了一下，伸手在怀里摸了半天，掏出个红绸布包着的盒子。打开一看，金灿灿的奖章躺在里面，边缘己经有些磨损。“咋不记得？那天全厂职工都放假，敲锣打鼓从汽车站迎到厂里，我闺女抱着鲜花，脸上的红脸蛋跟苹果似的。”他用指腹着奖章，“那时候琢磨的是咋提高奶质，咋让生产线每小时多灌200瓶酸奶。现在呢？琢磨这些的人没了。”
他说的是实话。当年的乳品厂，从荷兰引进的生产线，赵厂长带着技术员在车间泡了三个月，硬是把日产量从5吨提到15吨，酸奶的保质期从3天延长到7天。市里奖给他的那台“雪花”牌电冰箱，他首接搬到了化验室，说“给牛奶留样用，比放家里金贵”。后来他升任经委副主任，还总往厂里跑，指着新上的利乐包生产线说：“这玩意儿能让牛奶保质期到半年，咱的酸奶能卖到广州去。”
可现在呢？乳品厂在改制中被“能人”承包，不到三年就黄了。据说承包人把设备卖了，厂房改成了商品房，自己揣着钱去了南方。上个月我路过旧址，只看到小区门口挂着“乳品厂家属院”的牌子，卖早点的摊子旁，几个老工人蹲在地上，就着咸菜喝稀饭，聊的还是当年车间里的事。
“还有我那啤酒厂。”王建国接话，声音带着点哽咽，“1987年评上部优产品，厂里请了戏班子唱了三天，附近十里八乡的都来打酒，说‘喝建国啤酒，日子越过越有’。那时候的酒花，都是从新疆空运过来的，我亲自去火车站接货，怕捂坏了。”
他说的啤酒，我小时候喝过，玻璃瓶上印着“龙潭”牌商标，口感醇厚，带着股淡淡的麦芽香。后来企业改制，来了个“懂市场”的厂长，把老技术员都打发回家，换成自己的亲戚，啤酒里开始兑水，瓶子也换成了薄玻璃，动不动就炸瓶。没过两年，“龙潭”啤酒就从市面上消失了，厂房现在成了物流仓库，只有老锅炉房的烟囱还孤零零地立着，像个沉默的惊叹号。
“最可气的是锯条厂。”老机床厂的孙师傅把茶杯往桌上一墩，“当年咱的双金属锯条，能锯不锈钢，出口到东南亚，车间主任去德国考察，人家都竖大拇指。结果呢？改来改去，把淬火工艺改没了，锯条用两次就断，最后只能当废铁卖。”他卷着烟丝，手指抖得厉害，“当年车间里讨论的是‘怎么让锯齿更耐磨’，现在你去问问年轻人，双金属锯条是啥，他保准不知道，但你说哪家洗头房服务好，他门儿清！”
这话戳中了大家的痛处。茶馆里安静下来，只有墙角的吊扇“嗡嗡”地转着。我想起小时候，家属院里的晚饭时分，家家户户的窗户里飘出饭菜香，大人们聊的是“今天车间的机床又提速了”“化验室新来了个大学生，研究出了新配方”。孩子们在楼下追跑，嘴里喊的是“长大了要当工程师”“要造最好的机器”。
可现在呢？小区里的长椅上，老人们聊的是“谁谁谁又去外地打工了”“哪个厂的地皮卖了多少钱”。年轻人聚在网吧里，打游戏、刷短视频，提起当年的工厂，只知道“早就黄了”。上次去社区做调研，问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知道双金属锯条吗？”他愣了半天，摇摇头：“是啥新出的手机配件？”
“把厂子干黄了，自己富了，还能升官，这叫啥企业家？”赵德山把奖章重新包好，塞进怀里，“我那奖章，是全厂职工用汗水换来的。现在有些人，把国家的厂子当唐僧肉，啃完了抹抹嘴就走，连骨头都不给工人留一根，也配叫企业家？”
王建国叹了口气：“最可惜的是那些工人。乳品厂当年有800多工人，个个都是技术能手，挤奶、灭菌、灌装，样样精通。现在呢？年轻的去南方的电子厂，一天干12小时，挣的钱刚够糊口；年纪大的，在小区门口看车、捡废品，当年的劳动模范，现在连医保都交不起。”
他说的没错。上次去劳务市场，碰到乳品厂的老焊工李师傅，正蹲在地上等活儿。他手里的焊枪还是当年厂里发的，磨得锃亮，可现在没人找他焊牛奶罐了，只能接些焊防盗窗的小活儿。“李师傅，您这手艺，当年可是厂里的头一份。”他苦笑着摇头：“手艺再好，没活儿干也白搭。现在谁还需要焊牛奶罐啊，都喝进口奶了。”
更让人揪心的是产业的断层。当年我们这地方，从乳品、啤酒到机床、锯条，轻重工业门类齐全，配套的模具厂、铸造厂、配件厂有二十多家，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一个工人从学徒干起，能在产业链里干一辈子，技术越来越精。可现在，这些厂子要么倒闭，要么被拆，产业链断了，技术没了传承，连想重新招商都难。
去年，有个外地老板想来投资建饮料厂，考察了一圈，摇摇头走了。“你们这儿是有场地，但没有熟练的灌装工人，没有配套的包装厂，连修设备的师傅都找不到，我要是在这儿建厂，光培训工人就得花好几年，划不来。”他说得实在，我们却听得脸红——那些熟练工人，有的在外地打工，有的己经转行，想再把他们聚起来，难上加难。
茶馆打烊时，街上的洗头房亮起了粉色的灯。几个打扮妖娆的女人站在门口，对着路人招揽生意。赵德山看着那些灯，突然说了句：“当年乳品厂的消毒车间，比这亮堂多了，那才是正经地方，干的是正经事。”
回家的路上，月光把影子拉得很长。我想起赵厂长怀里的奖章，想起王厂长说的啤酒花，想起孙师傅念叨的双金属锯条。那些东西，不仅仅是产品和荣誉，更是一个地方的底气和骨气。当一个地方的人们，不再讨论技术和工艺，不再为自己的产品骄傲，而是热衷于投机取巧、醉生梦死时，那才是最可怕的。
或许，真正的企业家，从来不是那些把企业掏空的“能人”，而是像赵厂长、王厂长他们这样的人——把厂子当成家，把产品当成孩子，把工人当成兄弟，一辈子就琢磨一件事：怎么把活儿干好，怎么让厂子活下去，怎么让跟着自己干的人有饭吃。
第二天上班，我把老厂长们的谈话整理成材料，标题就叫《留住产业的根》。里面写着：“一个地方的工业，就像一棵大树，厂房是干，设备是枝，工人是叶，技术是根。把根挖了，树就活不成了。所谓企业家，应该是种树的人，而不是砍树的人。”
材料递上去那天，我又去了趟712军工厂改造的博物馆。看着那些保养得锃亮的机床，听着老工人讲述当年的生产故事，突然觉得，或许我们还有希望。至少，还有人记得那些认真干活的日子，还有人珍惜那些来之不易的技术，还有人明白：真正的财富，不是银行账户里的数字，而是刻在骨子里的工匠精神，是能让产业生根发芽的土壤。
走出博物馆时，阳光正好。门口的宣传栏里，贴着招募志愿者的启事，上面写着：“如果你懂工业历史，如果你想留住记忆，欢迎加入我们。”我掏出手机，拍下启事，发给了赵厂长他们。或许，从记住开始，一切都还来得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