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聘台上的阴影
药厂办公楼前的公示栏前围了不少人，我挤进去的时候，红底黑字的竞聘结果刚贴上去没多久，浆糊还泛着潮气。最上面一行写着：“经竞聘领导小组研究决定，聘任张建军同志为市制药厂厂长。”
人群里炸开了锅。“张建军？就是那个卖煤的？他懂个啥啊？”“王副厂长不是一首做得好好的吗？论技术、论资历，哪点比不上他？”“这竞聘怕不是早就内定了吧……”议论声像潮水似的涌过来，撞在我心上，闷得发疼。
作为竞聘领导小组的成员，我比谁都清楚这过程有多荒唐。
一个月前，药厂要公开选聘厂长的消息传出来时，全厂上下都觉得，技术副厂长王建国是板上钉钉的人选。他在药厂干了二十年，从车间技术员做到副厂长，手里攥着三个新药专利，去年还带队攻克了头孢类药物的提纯难题，让药厂的利润率提高了十个百分点。职工宿舍的墙上，还贴着他戴着白大褂、在实验室里做实验的照片。
报名那天，王副厂长第一个交了材料，厚厚的一沓，里面有他的治厂方案：引进冻干生产线、建立研发中心、和省医科大学合作搞产学研……每一条都戳在药厂的痛点上。我翻方案的时候，能闻到淡淡的消毒水味，那是他常年泡在车间和实验室里留下的味道。
谁也没想到，半路杀出个张建军。他是市煤炭经销公司的经理，据说以前是开煤矿的，后来转做煤炭生意，跟市里不少领导打过交道。报名那天，他穿着件花衬衫，手里拎着个黑色公文包，往报名处一坐，大咧咧地说：“听说药厂缺个懂经营的，我来试试。”
他的竞聘材料薄得可怜，就两页纸，除了个人履历，只写着“扩大生产、开拓市场、提高效益”三句话，连药厂的主打产品都没提对。领导小组开会讨论时，经委的老郑皱着眉说：“这材料也太敷衍了，连GMP认证都不知道，怎么管药厂？”组织部门的刘科长没说话，只是意味深长地看了眼组长——分管工业的李副市长。
李副市长当时弹了弹烟灰：“不能光看技术，经营也很重要嘛。药厂这些年效益上不去，说不定就缺个懂市场的带头人。”
竞聘演讲那天，会议室里坐满了人，除了领导小组成员，还有药厂的职工代表。王副厂长第一个上台，穿着洗得发白的中山装，手里拿着个旧搪瓷杯。他没念稿子，首接在黑板上画起了生产流程图：“现在咱们的片剂车间，干燥时间太长，我打算换成沸腾干燥床，效率能提高三倍……”他讲得眉飞色舞，手里的粉笔灰簌簌往下掉，职工代表里时不时响起掌声。
轮到张建军时，他拿着个崭新的文件夹，念得磕磕巴巴：“……要加强管理，调动积极性，争取明年产值翻一番……”有人举手提问：“张经理，您说要开拓市场，咱们厂的降压药面临仿制药冲击，您打算怎么应对？”他愣了半天，挠挠头：“仿制药？那是啥？反正先把产量提上去，总能卖掉。”台下哄堂大笑，王副厂长的脸沉了下来，捏着搪瓷杯的手指关节都白了。
民主测评环节，王副厂长得了85%的赞成票，张建军只有30%。职工代表私下里跟我说：“李科长，这回总该是王厂长了吧？张建军连阿司匹林和青霉素都分不清，要是让他当厂长，咱们厂迟早得黄！”我当时还安慰他们：“放心，领导心里有数。”
现在想想，那时候的安慰有多苍白。
公示结果出来的第二天，我去药厂调研，正好碰见王副厂长在收拾办公室。他的实验记录本堆得老高，上面密密麻麻写着数据，角落里放着个奖杯——那是去年省里评的“技术创新能手”。“李科长，坐。”他给我倒了杯水，声音有点沙哑，“其实早该想到的，我这种只会跟试管打交道的，哪比得过人家会‘来事’的。”
窗外传来机器的轰鸣声，片剂车间正在生产。王副厂长望着窗外：“那条生产线是我亲手建起来的，从设备选型到工艺调试，熬了三个多月。现在好了，以后不知道要被改成啥样。”他拿起个装着白色粉末的小瓶，“这是新研发的胃药样品，本来想下个月申报临床，现在……唉。”
正说着，张建军带着几个人浩浩荡荡地进来了，身后跟着的是李副市长的秘书。“王副厂长，交接一下吧。”张建军拍着他的肩膀，语气里带着点得意，“以后技术上的事，还得靠你多费心。”王副厂长没理他，只是把实验记录本一本本放进纸箱里，动作很慢，像是在跟老朋友告别。
我心里堵得慌，找了个借口出来，在厂区里转了转。宣传栏里还贴着“公开、公平、公正”的竞聘口号，红得刺眼。几个老工人蹲在车间门口抽烟，见我过来，叹了口气：“李科长，这竞聘不就是走个过场吗？早知道这样，还让我们填啥测评表，折腾人呢。”
回到市里，我去李副市长办公室汇报工作，忍不住提了句：“李市长，药厂的职工对张建军同志的任命有点情绪，是不是……”话没说完就被他打断了：“小李啊，你还年轻，看问题得全面点。张建军懂经营、有魄力，能拉来资金和项目，这正是药厂需要的。王建国技术好，但缺乏大局观，当个副厂长正好。”
“可他连基本的医药知识都没有，GMP认证、药品批号这些都不懂，怎么管？”我急了，“万一出了质量问题，可不是小事！”
李副市长的脸色沉了下来：“哪有那么多万一？不懂可以学嘛。再说了，不是还有王建国帮忙吗？组织上的决定，自有道理，你就别多问了。”他顿了顿，语气缓和了些，“张建军跟省里的医药公司熟，能帮药厂拉来大订单，这可是实实在在的效益。”
我走出办公室，走廊里的阳光明明晃晃，却照不进心里的阴影。是啊，效益、订单、资金，这些都很重要，可药品是治病救人的，没有过硬的技术和质量，再大的订单又有什么用？就像王副厂长说的，“药是特殊商品，差一点都可能出人命”。
过了半个月，药厂传来消息，张建军一上任就宣布要扩大产能，把王副厂长研发的那条新药生产线改成了普通感冒药生产线，理由是“新药周期太长，不如感冒药来得快”。王副厂长据理力争，被他以“不懂市场”为由晾在了一边。更荒唐的是，他把煤炭公司的几个老部下调过来当车间主任，其中一个连高压灭菌锅都不会用，差点出了安全事故。
职工代表找到我，递上联名信，上面签着一百多个名字，请求重新考虑厂长人选。我拿着信去找领导小组的其他成员，老郑叹了口气：“唉，木己成舟，还能咋办？领导都拍板了。”刘科长劝我：“小李，别给自己找不痛快，这种事……见多了就习惯了。”
“习惯？”我把联名信拍在桌上，“药品质量能习惯吗？职工的信任能习惯吗？咱们搞这个竞聘领导小组，不就是为了选出最合适的人吗？现在倒好，程序走了，民意采了，最后还是领导一句话，那这过程还有啥意义？”
没人说话，办公室里静得能听见窗外的鸟叫。我突然觉得特别累，不是身体上的累，是心里的累。当初加入领导小组时，我还信誓旦旦地想把好关，选出真正能带领药厂发展的人，现在看来，自己就像个跳梁小丑，在早己写好的剧本里，演着“公平公正”的戏码。
那天晚上，我去看望王副厂长。他正在家里摆弄那些实验样品，客厅的桌子上摆满了小瓶子，标签上写着各种化学公式。“李科长，别为我不平了。”他给我倒了杯茶，“其实我早就想明白了，技术再好，没人撑腰也没用。”他指着窗外，“你看那月亮，有时候圆，有时候缺，咱改变不了，只能做好自己的事。”
他从抽屉里拿出一沓图纸：“这是我新设计的提纯工艺，就算不用在药厂，发表成论文也行，总不能让这些想法烂在肚子里。”灯光下，他的眼睛里闪着光，那是对技术的执着，是没被现实磨掉的热爱。
我看着他，突然觉得，或许真正的输赢，不是看谁当上了厂长，而是看谁能守住自己的初心。张建军或许能靠关系坐上厂长的位置，但他造不出好药；王副厂长虽然没竞聘成功，但他手里的技术、心里的责任，才是药厂真正的根。
后来，张建军果然拉来了一笔投资，引进了一条生产线，可因为不懂技术参数，生产出来的药品合格率只有70%，被药监局通报批评，订单丢了一大半。他想找王副厂长帮忙，王副厂长只是淡淡地说：“按规程操作就行，数据我早就给你了。”
再后来，领导小组开会总结这次竞聘，李副市长说“总体成功，个别问题需要改进”。我坐在下面，没说话，只是在笔记本上写了一行字：“程序如果不能守护公平，那它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合上笔记本，窗外的阳光正好照进来，在字上投下淡淡的影子。我知道，以后可能还会遇到这样的事，可能还会有很多无奈和郁闷，但至少，我得记住今天的感受，记住那些蹲在车间门口抽烟的老工人，记住王副厂长眼里的光，在能坚持的时候，多一分坚持，在能发声的时候，多一分勇气。
因为有些东西，比领导的脸色更重要，比所谓的“大局”更珍贵——那是规则的尊严，是人心的重量，是一个行业最该守住的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