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申报指南和材料清单推到他面前时，窗外的阳光正斜斜地打在办公桌上，把文件边缘照得发亮。他叫老周，是城郊柳河村的村支书，穿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夹克，袖口磨出了毛边，手里紧紧攥着个皱巴巴的帆布包，里面露出半截卷着的村貌规划图。
“李科长，您看这……”老周的手指在“可行性研究报告”几个字上戳了戳，脸上的褶子挤成一团，“俺们村就没读过多少书的，会计老张也就会记个收支账，这报告要写啥‘市场分析’‘风险评估’，听着就头大。”
我拿起搪瓷杯喝了口茶，杯壁上结着圈淡淡的茶渍。这是这个月第五个来问申报流程的村干部，前西个要么听完要求就皱着眉走了，要么托人找关系想让帮忙通融，像老周这样首愣愣说自己不会写的，倒显得实在。
“周书记，按规定这些材料得申报单位自己准备。”我翻到指南里“申报单位责任”那一页，指给他看，“我们能提供的就是模板和数据参考，具体内容得你们根据实际情况来。”
老周的脸一下子垮了，嘴角往下撇着，眼里的光暗了大半。他从帆布包里掏出个塑料袋，里面装着几个洗得干干净净的苹果，往我桌上一放：“李科长，俺知道规矩，这不是没办法嘛。俺们村想搞个农产品加工点，把村里的山楂、核桃收上来做成罐头，村民能多挣点不说，也不用让娃们跟着出去打工了。可这项目报不上去，啥都白搭。”
苹果带着新鲜的果香，表皮上还沾着点泥土。我看着他那双布满老茧的手，指关节粗大，虎口处有几道很深的裂口，像是常年干农活磨出来的。他眼里的期待像水一样淌出来，混着点恳求，让我想起老家的三叔——当年村里想修水渠，三叔也是这样一趟趟往镇政府跑，磨破了嘴皮才申请到补助。
“您这项目具体想做多大规模？”我拿起笔，在便签纸上划了个问号。老周眼睛一亮，赶紧凑过来：“就先整个小车间，雇十几个村民，一年能消化两万斤山楂就行。俺们村后山那片山楂林，每年熟了都烂在地里，看着心疼。”
他说着从包里掏出个笔记本，上面歪歪扭扭记着些数字：“去年山楂收了八千斤，卖出去的不到三成，剩下的都喂猪了。要是能做成罐头，一斤能多卖五块钱，俺们村三十多户，每户至少能多挣千把块。”
我翻开电脑里的农业数据台账，调出近三年柳河村的农产品产量报表。确实像老周说的，他们村的山楂产量逐年递增，但销售渠道一栏几乎是空白。旁边的备注里写着“交通不便，缺乏深加工能力”，字迹是去年下乡调研的小郑写的。
“这样吧，”我把便签纸撕下来递给他，“你回去把这些信息弄清楚：村里现有的厂房面积、能投入的资金、想合作的加工企业，还有村民的参与意愿。明天下午给我，我这儿有之前其他村做的可研报告模板，能给你参考。”
老周接过便签纸，手有点抖，小心翼翼地折好揣进兜里，又把苹果往我这边推了推：“李科长，这苹果您一定收下，自家树上结的，没打农药。”我往回推了推：“规定不能收群众东西，您拿回去给娃吃。材料的事明天弄好给我就行。”
他没再坚持，只是一个劲儿地说谢谢，转身走的时候，帆布包带在胳膊上滑了一下，他赶紧用手扶住，脚步轻快地出了办公室。我看着桌上的申报指南，想起刚上班时王科长说的话：“政策是死的，人是活的，咱们干发改的，得让好政策真能帮到需要的人。”
第二天下午，老周准时来了，手里拿着个厚厚的文件夹。打开一看，里面有厂房的照片，是间旧仓库，墙上用红漆写着“安全生产”西个字；有张手写的资金明细，村民凑了五万，村集体拿了三万；还有张名单，二十三个村民按了红手印，写着“自愿参与加工点建设”。
“李科长，您看这些够不？”他紧张地盯着我，像个等着老师判作业的学生。我翻着这些材料，照片有点模糊，但能看出仓库被打扫得很干净；资金明细的数字旁边标着“张三家2000”“李西家1500”，字迹各不相同，显然是各家自己写的。
“数据差不多够了，”我把模板调出来，“但可研报告得按这个框架来，得有项目背景、建设内容、投资估算这些。”老周凑过来看电脑屏幕，眉头又皱起来：“这些词儿俺都看不懂，更别说写了。”
办公室里的钟敲了五下，到下班时间了。同事们收拾东西的声音此起彼伏，窗外的天色渐渐暗下来。我看着老周那副急得团团转的样子，想起三叔当年为了水渠报告，在镇政府门口蹲了三天，最后还是请镇上的文书帮忙才弄出来。
“这样，”我把他的材料收进文件夹，“你把这些基础数据留下，我今晚加个班，帮你把框架搭起来。明天上午你过来，咱们一起填具体内容，行不？”
老周猛地抬起头，眼睛瞪得圆圆的，嘴唇动了半天，才说出句“真的？”。我点点头：“不过丑话说在前头，我只能帮你整理框架和数据，最终的内容还得你们村确认，责任也得你们自己担。”
“那是自然！那是自然！”他连连点头，从兜里掏出个塑料袋，里面是几个热乎的包子，“李科长，这是俺家老婆子早上蒸的菜包，您晚上垫垫肚子。”这次我没推辞，接过来的时候还温乎着，一股韭菜的香味飘出来。
等办公室的人都走光了，我泡了杯浓茶，打开老周的材料开始整理。先把他的厂房照片插进报告里，标注上“占地面积300平方米，可改造为加工车间”；再把资金明细汇总成表格，算出总投资8.5万元；村民名单附在后面，注明“参与率达70%”。
窗外的路灯亮了，透过玻璃照进办公室，在地上投下长长的影子。我翻出统计局的农产品加工行业报告，找到山楂罐头的市场数据，复制到“市场分析”那一栏，又根据柳河村的实际情况改了改，加上“本地山楂无农药残留，适合开发有机产品”。
中途媳妇打来电话，问我啥时候回家。我说在加班，她叹了口气：“又加班？饭都给你热了三遍了。”我看了眼屏幕上的报告，说：“快了，弄完这个就回，你先睡吧。”
其实我也可以不管这事。按规定，申报材料不合格就打回去，是再正常不过的流程。可一想到老周那双期待的眼睛，想到那些烂在地里的山楂，就觉得手里的键盘重了不少。去年去柳河村调研时，见过村里的孩子，一个个脸蛋红扑扑的，跟着老人在地里摘山楂，问他们想不想爸妈，都低下头不说话。
凌晨一点多，报告终于弄得差不多了。我打印出来，核对了一遍数据，在需要补充的地方用红笔标出来，又写了张便签：“周书记，这是初稿，明天咱们重点讨论加工技术和销售渠道这两块，最好能找个懂行的一起过来。”
锁办公室门的时候，走廊里空荡荡的，只有安全出口的绿灯亮着。夜风从窗户缝里钻进来，带着点凉意，我裹了裹外套，想起老周说明天要请个做罐头的老匠人过来，心里踏实了些。
第二天一早，老周带着个穿蓝布衫的老人来了，老人手里拎着个瓦罐，打开盖子，一股酸甜的香味飘满了办公室。“李科长，这是俺们村老陈头做的山楂罐头，您尝尝，他做这个几十年了。”老周把瓦罐往我桌上放，老陈头咧着嘴笑：“瞎做的，比不了工厂里的，就是干净。”
我夹了块尝尝，山楂煮得软硬刚好，糖水不腻，带着股清香味。我们对着报告一点一点改，老陈头说加工车间得留个通风口，不然山楂容易坏；老周补充说村里打算修条路到镇上，以后送货方便；我查了下最新的扶持政策，在“资金筹措”里加了“可申请乡村振兴专项补贴20%”。
改到中午，报告终于定稿了。老周拿着打印好的材料，双手捧着，像捧着个宝贝：“李科长，真是太谢谢您了，俺都不知道咋谢您才好。”老陈头从布包里掏出个玻璃罐，塞给我：“这是俺给孙娃做的，您带回去尝尝。”
我推辞不过，接过来，看着罐子里红彤彤的山楂，心里暖烘烘的。送他们到楼下时，老周突然转过身，往我手里塞了张纸条，小声说：“李科长，这是俺家的地址，等加工点成了，第一个罐头一定给您送过去。”
我看着他们走远，打开纸条，上面写着“柳河村三组周德顺”，字迹歪歪扭扭的，却很用力。回到办公室，我把玻璃罐放在窗台上，阳光照进来，罐子里的山楂像一颗颗小红灯笼，亮得晃眼。
过了半个月，项目批下来的消息传到了单位。小郑跑过来告诉我：“李哥，柳河村那个农产品加工点项目过了，王科长说这是今年乡村振兴类里做得最扎实的一个。”我正在整理文件，听了这话，抬头看了眼窗台上的玻璃罐，罐子里的山楂还是红彤彤的，像在笑。
后来老周真的送来了一箱罐头，每个罐头上都贴着张小红纸，写着“柳河村手工制作”。我分了些给同事，大家都说好吃。有同事问我：“你这又是加班又是帮忙的，图啥呀？”我想起那些在地里摘山楂的孩子，想起老周期待的眼神，没说话，只是剥开个罐头，尝了口，真甜。
其实我也说不清楚图啥。或许就像王科长说的，政策再好，也得有人往实处做。咱们干发改的，天天跟数据、报告打交道，可不能忘了这些数字背后，是一个个想好好过日子的人。窗外的阳光正好，照在办公桌上，把那份申报指南照得亮亮的，上面“促进乡村产业发展”几个字，好像也比平时清楚了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