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秋的雨淅淅沥沥，敲打着巷口的梧桐叶，也敲在李建军儿子李小军的心上。他捏着那张被退回的入伍申请书，指腹反复着“政审不合格”几个字，纸页边缘被泪水浸得发皱。
“咋回事？”李建国蹲在他旁边，递过去块毛巾。小军他娘走得早，这孩子打小跟着李建国两口子过，比亲儿子还亲。
“说……说我爸以前跟张老板干过，档案里有污点。”小军的声音哽咽着，肩膀一抽一抽的，“可我爸是被坑的啊！他到死都后悔……”
李建国看着孩子通红的眼睛，心里像被什么堵住了。王建军那点事，街坊邻里谁不知道？为了给儿子攒学费，被张老板哄骗着干了几天仓库看守，最后连命都搭进去了，怎么就成了“污点”？
他想起自己年轻时，厂里评先进，明明他技术最好，却因为他爹以前在镇上开过小铺子——那在当时算“资本主义尾巴”，愣是把名额给了别人。那时候他不懂，只觉得委屈，现在看着小军，才明白那委屈里藏着多大的无奈。
“军军，别灰心，”赵秀兰端来碗热汤面，“咱再想想别的办法。”
小军没接碗，把脸埋在膝盖里。他打小就想当兵，墙上贴满了迷彩海报，每天天不亮就去操场跑步，俯卧撑能做一百个。可现在，一道无形的墙横在面前，任凭他怎么用力，都撞不破。
巷子里的风言风语很快就传开了。有人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有人叹着气说“谁让他摊上那么个爹”。小军出门时，总觉得背后有人指指点点，头埋得越来越低。
李建国去找了社区主任。主任是个戴眼镜的年轻人，听完他的话，皱着眉说：“李叔，不是我不给办，政审这东西，卡得严，祖上三代都得查，一点瑕疵都不能有。”
“可他爹是受害者啊！”李建国急了，“那时候他也是没办法……”
“规定就是规定。”主任叹了口气，“前阵子有个姑娘，学习成绩特别好，就因为她爷爷在文革时被划过‘右派’，大学保送名额都给了别人。”
李建国愣在原地。他想起晓梅，想起晓梅说村里的小学缺老师，突然问：“农村的学校，政审会不会松点？”
主任眼睛亮了亮：“好像有个‘特岗教师’计划，面向农村，政审没那么严，要不……让孩子试试？”
小军最终还是没去成农村。不是因为政审，是因为他在体检时查出了问题——长期的抑郁和焦虑，让他的肝功能出现了异常。医生说：“这孩子心里压着太多事，再这样下去，身体会垮的。”
李建国看着躺在病床上的小军，心里像刀割一样。这孩子以前多阳光啊，在巷子里打篮球，笑声能传到街对面，现在却像棵被霜打了的草，蔫头耷脑的。
“叔，我是不是这辈子都没啥指望了？”小军望着天花板，声音轻飘飘的。
“胡说啥！”李建国坐在床边，给他削苹果，“你才二十岁，啥都来得及。你爹要是在，肯定不希望你这样。”
提到爹，小军的眼泪又掉了下来：“我就想干点正经事，证明我不是坏人的儿子……”
李建国的心揪紧了。他想起自己刚下岗那会儿，也觉得天塌了，觉得自己这辈子就这样了。可后来呢？他摆修鞋摊，赵秀兰开超市，不也把日子过下来了？
“军军，你记住，”李建国把苹果递给他，“别人怎么看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自己要站首了。我年轻时，因为我爹开铺子，评先进没评上，可我没放弃，照样把螺丝拧得比谁都好。”
小军没说话，只是啃着苹果，眼泪往嘴里掉，涩涩的。
巷子里还有个姑娘，叫倩倩，跟小军同岁，学习成绩拔尖，考上了重点大学，却因为政审没通过，通知书成了废纸。她爷爷是地主，土改时被斗过，这事居然还影响到了第三代。
倩倩把自己关在家里，三天没出门。她妈找到赵秀兰，哭得死去活来：“我闺女招谁惹谁了？她爷爷的事，跟她有啥关系？凭啥不让她上学？”
赵秀兰陪着掉眼泪，却想不出安慰的话。这种事，讲道理讲不通，论法律又没依据，就像一道无形的枷锁，牢牢地套在那些“成分不好”的人身上。
有天晚上，李建国起夜，看见倩倩在巷口的路灯下烧书，火苗舔着书页，映得她脸上全是泪。“烧了干净，”她喃喃自语，“读再多书有啥用？还不是因为爷爷是地主，一辈子抬不起头……”
李建国走过去，没说话，只是帮她把火扑灭，捡起没烧完的书，拍掉上面的灰。“书是好东西，”他说，“别跟自己较劲。”
倩倩看着他，突然哭出声：“李叔，我不甘心……”
“不甘心就对了，”李建国把书递给她，“那就换条路走。晓梅在村里教书，说那边缺老师，你要是愿意去，我帮你问问。”
倩倩最终去了晓梅所在的村子。村里的小学条件简陋，教室是土坯房，冬天漏风，夏天闷热，但孩子们的眼睛很亮，像星星。
“李叔，我想通了，”倩倩在信里说，“能不能上大学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能做什么。在这里教孩子们读书，我觉得踏实。”
她还说，村里的人不看她的家庭成分，只看她课教得好不好。有次她发烧，孩子们提着鸡蛋来看她，说“老师，你快点好起来，我们还想听你讲故事”。
小军的身体慢慢好了起来，跟着李建国学修鞋。他手巧，学得快，没多久就能独当一面。有天，一个顾客来取鞋，看着他缝的针脚，赞不绝口：“这手艺，比老李还好！”
小军红着脸，不好意思地笑了，眼里有了点光。
李建国看着他，心里踏实了些。他知道，政审这道坎，像根刺，扎在很多人心里，但生活的路不止一条，就像修鞋，这只鞋不能穿了，换只鞋照样能走路。
可他还是没放弃。他托以前的工友，找到了王建军当年的判决书，上面明明白白写着“王建军系被胁迫，无主观犯罪意图”。他又找了律师，咨询能不能申请撤销王建军的“污点记录”。
律师看着他拿来的材料，叹了口气：“李叔，这事难啊。档案一旦记录，很难更改，而且……就算改了，政审的标准也不是我们能左右的。”
“难也得试试，”李建国说，“不为别的，就为了让小军知道，他爹不是坏人，他也不是‘坏人的儿子’。”
他一趟趟跑档案馆、跑公安局，磨破了嘴皮，晒黑了皮肤，鞋跟都磨平了。有次在公安局门口，他遇见了倩倩的妈，她也是来为女儿申诉的。
“老李，你说咱们能成吗？”倩倩妈红着眼问。
“能，”李建国看着她，眼神很坚定，“咱没做亏心事，怕啥？总有讲道理的地方。”
他们的事引起了媒体的注意。有个记者来采访，写了篇报道，标题是《不该遗传的“污点”》，登在了报纸上。报道里说，像小军和倩倩这样的情况，在全国还有很多，他们因为祖辈或父辈的“问题”，被挡在梦想之外，这不仅不公平，也违背了“一人做事一人当”的原则。
报道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很多人在网上留言，说自己也有类似的经历，希望能改革政审制度，不要让无辜的人受到牵连。
公安局长看到了报道，把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叫到办公室：“政审的目的是为了选拔合格的人才，不是为了搞株连！对于那些确实无辜的人，我们要拿出具体的解决办法，不能让他们寒了心！”
第二年春天，政策有了松动。政审标准做了调整，对于祖辈或父辈的“问题”，不再一刀切，而是根据具体情况进行甄别，对于那些确实属于被胁迫、被牵连的，不再计入影响范围。
消息传到巷子里那天，李建国正在给小军修鞋。小军从外面跑进来，手里捏着张纸，跑得气喘吁吁：“叔！你看！社区通知我，重新政审了，这次……这次合格了！”
李建国接过纸，手在抖。纸上写着“经核查，王建军同志系被胁迫参与违法活动，无主观恶意，其子女李小军政审合格”。
“合格了……合格了……”李建国念着这三个字，眼泪掉了下来，砸在纸上，晕开一小片湿痕。
小军抱着他，哭得像个孩子：“我爸不是坏人……我爸不是坏人……”
倩倩也收到了好消息。她的大学录取通知书被重新激活，学校还发来了道歉信，说“以前的政策存在不合理之处，欢迎你入学”。
但倩倩最终还是没去上大学。她给李建国写信说：“我想留在村里，这里的孩子需要我。等他们长大了，我再告诉他们，曾经有很多像我们一样的人，为了公平和正义，努力过。”
小军最终还是没去当兵。他说，他想把修鞋摊扩大，再开个修鞋培训班，教那些和他一样“成分不好”的年轻人一门手艺。“我想让他们知道，就算没当上兵，没考上大学，照样能靠自己的双手吃饭，照样能活得堂堂正正。”
李建国的修鞋摊前，多了块新牌子，上面写着“免费教修鞋，只要你想学”。来学手艺的人越来越多，有下岗职工，有刚毕业没找到工作的学生，还有像小军一样，因为各种原因受过挫折的人。
赵秀兰的小超市里，多了个“读书角”，倩倩寄来的书摆满了书架，有法律的，有励志的，还有很多故事书，供来学手艺的人看。
有天，那个戴眼镜的社区主任路过，看着热闹的修鞋摊，笑着说：“老李，你这成了咱社区的‘再就业基地’了。”
李建国笑了：“啥基地不基地的，就是想让大家知道，天无绝人之路。就算以前有啥坎儿，迈过去了，照样能往前走。”
夕阳照在修鞋摊前，金黄金黄的。小军正在给一个姑娘修鞋，针脚又匀又密，像李建国当年教他的那样。姑娘笑着说：“你的手艺真好，比我在城里修的还好。”
小军红着脸，不好意思地笑了，眼里的光，像巷口的路灯，亮堂堂的。
李建国看着他，又看了看远处的高楼，心里踏实得很。他知道，生活里总有这样那样的不如意，就像鞋子总会磨损，但只要肯用心去修，总能修好。而那些曾经的“污点”和“成分”，就像鞋上的旧疤，虽然留下了痕迹，却挡不住往前走的路。
风从巷口吹过，带着点花香味。李建国拿起一只旧布鞋，开始缝补，针脚穿过布面，发出轻微的声响，像在哼一首古老的歌谣，歌谣里有不屈，有希望，还有对生活的热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