霓虹暗影里的浮沉：歌舞厅时代的众生相
1994年的秋老虎比往年更烈，傍晚的县城像个闷葫芦，柏油路被晒得发软，黏住了自行车的轮胎。"金夜"歌舞厅对面的小吃摊前，王建军蹲在小马扎上，呼噜噜喝着加了醋的胡辣汤，眼睛却没离开舞厅门口——那里刚停下一辆"桑塔纳"，车门打开，先下来个穿鳄鱼牌皮带的男人，接着是个穿红色连衣裙的女人，高跟鞋踩在地上，发出清脆的"噔噔"声，像敲在王建军的心尖上。
那女人他认得，是邻村的刘艳。半年前还跟他媳妇一起在村头的砖窑厂搬过砖，手上磨的茧子比铜钱还厚。现在她烫了波浪卷，抹着红嘴唇，耳垂上的金坠子晃得人眼晕。王建军吸溜完最后一口汤，把空碗往桌上一墩，粗声粗气地对摊主讲："再续一碗，多加辣子！"
他来县城三个月了，跟着老乡在建筑队支模板，每天累得像条狗，挣的钱却刚够糊口。白天在工地上被太阳烤，晚上躺在西面漏风的工棚里，听着远处歌舞厅飘来的音乐，心里像长了草。同屋的老李拍着他的肩膀说："别瞅了，那不是咱能进的地方。里面一杯啤酒顶咱半天工钱，陪跳舞的姑娘，一个月能挣咱一年的。"
王建军没说话，只是把碗里的辣椒嚼得咯吱响。他想起临行前，媳妇塞给他一个布包，里面是攒了半年的鸡蛋换来的五十块钱，还有双纳了三层底的布鞋。"别学坏，"媳妇红着眼圈说，"挣点踏实钱，给娃攒学费。"可他现在看着刘艳从桑塔纳上下来，被那男人搂着腰走进歌舞厅，心里头那点"踏实"，像被水泡过的纸，软塌塌地没了形状。
歌舞厅里的灯光比去年更花哨了，除了旋转的彩球，又加了几盏能射出"箭光"的灯，扫过人群时，照得人脸上忽明忽暗。张红走后，"金夜"换了个领班，叫玲姐，三十出头，眼角有点细纹，却比小姑娘更会来事。她穿着紧身的黑色旗袍，开叉到大腿根，见了穿西装的就笑盈盈地迎上去，"王局来了？还是老位置？"见了穿夹克的暴发户，就拍着对方的胳膊说："李老板今天气色好，刚进了批洋酒，要不要尝尝？"
玲姐手下有七个姑娘，刘艳是新来的。头回上台时，她穿着借的连衣裙，站在舞台中央，腿抖得像筛糠，被底下的口哨声吓得差点哭出来。玲姐在后台揪着她的胳膊骂："哭啥？你以为那些人是来看你唱歌的？他们是来撒钱的！你笑脸相迎，钱就进你口袋；你摆臭脸，明天就滚回砖窑厂！"
刘艳咬着牙没哭。她男人去年在矿上出了事，腿断了，家里还有两个嗷嗷待哺的娃，公公婆婆卧病在床。计生办的人还天天上门催罚款——她头胎是儿子，去年躲躲藏藏生了二胎，还是儿子，罚款单上写着五千块。男人躺床上后，家里的顶梁柱塌了，别说罚款，连买止疼药的钱都没有。玲姐是她远房表姐的同学，捎信让她来县城，说"有个来钱快的活儿"。
第一晚，她陪一个开煤矿的老板跳了三支舞，老板塞给她一张五十块的票子，捏着她的手说："小姑娘挺纯，下次还点你。"刘艳攥着钱，手心里全是汗，回到租住的小阁楼，把钱数了三遍，连夜寄回了家。她对着镜子看自己，脸上还带着煤灰的印记没褪干净，可那双眼睛里，己经有了点不一样的东西——不是光，是被逼出来的韧劲。
歌舞厅里的"门路"，比县城的小巷还多。玲姐的表哥在文化局当股长，每次有检查，提前半小时就会打电话来，玲姐就赶紧让姑娘们换上运动服，把迪斯科改成"集体健身操"。舞台上的彩灯关了，换成普通的白炽灯，老板们则被请进里间的"茶室"，照样喝酒聊天，只是声音压得低了些。
有门路的人，像坐火箭似的往上蹿。就说开"桑塔纳"的那个王老板，前年还是个倒腾化肥的，因为给计生办的刘主任送了两箱"茅台"，得了个给乡镇医院供医疗器械的活儿，不到一年就换了车，在歌舞厅包了个长期卡座。他常说："这年头，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你守着规矩，喝西北风都轮不上热乎的。"
王建军在建筑队干了半年，手里攒了不到一千块。那天工头卷着工资跑了，几十号工人堵在县政府门口，晒了三天太阳，只等来一句"会调查处理"。晚上，他揣着仅剩的几十块钱，鬼使神差地走进了"金夜"歌舞厅。门票三十，他咬着牙买了一张，进去后被震耳的音乐和浓烈的香水味呛得首咳嗽。
他看见刘艳坐在一个胖男人腿上，男人搂着她的腰，往她嘴里喂葡萄。刘艳看见了他，脸上的笑僵了一下，随即又恢复了妩媚，甚至对着他的方向，给了那男人一个更深的吻。王建军的脸像被火烧，他转身想走，却被一个服务生拦住："先生要点什么？最低消费五十。"他摸了摸口袋，里面只有二十七块，脸涨得通红，最后是玲姐走过来，挥挥手让服务生走开："他是我老乡，算我的。"
玲姐把他拉到后台，递给他一瓶矿泉水："建军，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王建军攥着瓶子，指节发白："艳姐她...她为啥要这样？"玲姐叹了口气，从抽屉里拿出一沓汇款单："她每个月往家寄两千，给男人买药，给娃交学费，还得攒罚款。你以为她愿意？上次那个胖老板，把她的胳膊都捏青了，她回家哭到后半夜，第二天照样笑盈盈地陪酒。"
王建军说不出话。他想起自己媳妇纳的布鞋，想起刘艳在砖窑厂流的汗，再看看后台镜子里那些浓妆艳抹的姑娘，突然觉得眼睛涩得厉害。玲姐拍了拍他的肩膀："回去吧，找个正经活儿干。这地方的钱，沾着血呢。"
可"正经活儿"哪那么好找？王建军在劳务市场蹲了三天，最后跟着一个收废品的老头走了。每天蹬着三轮车穿街过巷，喊着"收破烂喽"，听见歌舞厅的音乐就绕着走。有次路过"金夜"后门，看见刘艳被一个男人推搡着出来，男人骂骂咧咧地："给脸不要脸！不就跳个舞吗？摆什么谱！"刘艳没吭声，蹲在地上哭，手里的坤包掉在地上，滚出一个塑料药瓶，是治骨折的。
王建军骑着三轮车，装作没看见，可脚蹬子却像灌了铅。走出去老远，他还是停了下来，从车斗里捡了个最大的苹果，往回走。他把苹果塞给刘艳，低声说："我媳妇给我带的，甜。"刘艳抬起头，脸上的妆哭花了，像个花脸猫，她接过苹果，咬了一口，眼泪掉得更凶了。
县城里的"笑贫不笑娼"，像空气一样无处不在。菜市场的小贩见了刘艳，会主动多塞两个西红柿，嘴里说："艳妹子，常来啊。"见了王建军，却会把烂菜叶往他筐里塞，嘟囔着："收破烂的，离远点，别蹭脏了我的菜。"连学校门口的小卖部老板，都知道刘艳的儿子在那儿上学，每次孩子去买零食，总会多给一把糖，说："你妈不容易。"
没人说刘艳"坏"，反而有人羡慕她。邻村的小芳，才十八岁，托人找玲姐，想进歌舞厅当服务生。她娘在村口跟人聊天："在家种地有啥出息？你看艳丫头，现在穿金戴银，家里盖了瓦房，连计生办的人都不催罚款了——听说她托人给主任送了台彩电。"
王建军听了这话，心里像被针扎。他收废品时，常路过刘艳家的村子，看见她家的土坯房确实换成了亮堂的瓦房，门口还停着一辆崭新的摩托车，是她男人拄着拐杖学的，说是"以后能拉点货"。可他也见过，刘艳在歌舞厅里，被那些男人灌酒，喝得首吐，吐完了还得笑着说："对不起啊老板，我不胜酒力。"
1995年冬天，玲姐出事了。她表哥调走了，新上任的文化局局长是个"硬茬"，带人突击检查，正好撞见王老板在卡座里跟两个姑娘"打情骂俏"。玲姐被带走了，"金夜"歌舞厅的招牌被摘了，红漆的"查封"二字贴在卷闸门上，像一道伤疤。
刘艳没走，她在县城租了个小门面，开了家服装店，卖从广州批发来的喇叭裤和碎花衬衫。王建军去送废品时，会顺便帮她扛扛货。有次刘艳给他算钱，多塞了五十块，王建军摆摆手："不用，都是老乡。"刘艳看着他冻裂的手，突然说："建军，我听说南方工厂招人，管吃管住，一个月能挣三百多，你想去不？"
王建军愣了愣。他想起媳妇的布鞋，想起家里的娃。开春后，他揣着刘艳帮他凑的路费，登上了南下的火车。临走前，他去刘艳的服装店，看见她正在给一个顾客试衣服，脸上带着笑，不是歌舞厅里那种敷衍的笑，是踏实的、带着烟火气的笑。
火车开的时候，王建军望着窗外掠过的田野，心里突然亮堂了。他想，不管是躲计划生育的苦，还是歌舞厅里的难，人活着，总得往亮处走。那些霓虹灯下的辛酸，那些门路背后的捷径，说到底，不过是时代浪潮里，小人物为了活下去，抓着的一根稻草。
多年后，王建军在南方的电子厂当上了车间主任，把媳妇和娃都接了过去。他偶尔会想起县城的歌舞厅，想起刘艳的红连衣裙，想起玲姐旗袍上的盘扣。那些日子像老照片，有点模糊，却带着温度——那是一个时代的挣扎与渴望，是霓虹暗影里，生生不息的人间烟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