阵痛与霓虹：1990年代的双重印记
1992年的夏天，暑气像一张密不透风的网，罩在鲁南平原的麦茬地上。李建国蹲在村头那棵老槐树下，盯着鞋底磨出的洞眼，烟卷烧到了指尖才猛地甩掉。身后传来二婶子压低的嗓门：“建国，快跑吧！乡计生办的人骑着摩托进村了，听说带着绳子和公章呢！”
李建国打了个激灵，后颈的汗珠子顺着脊梁骨往下淌。他媳妇刚生了二胎，是个带把的，全家还没来得及偷着乐，罚款通知单就贴在了院门上——三千块，这在当时能盖半间瓦房。他揣着家里仅有的八百块钱，揣着媳妇塞给他的两个菜窝窝，顺着田埂往邻县跑，裤脚被玉米叶划得全是口子。
这样的场景，在九十年代的中国乡村并不罕见。计划生育政策推行到攻坚阶段，“少生优生，幸福一生”的标语刷满了村口的土墙，红漆在日晒雨淋中褪成了暗红，像一道道结痂的伤疤。但“多子多福”的观念在庄稼人心里扎得深，尤其头胎是女儿的，总想着再要个儿子传宗接代。于是，“躲计划生育”成了许多家庭的必修课。
李建国跑到三十里外的王家庄，投奔他表舅。表舅家是独苗，不用躲，却也替他捏着汗：“你这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罚款早晚得交。前庄老张家躲到山里，结果家里的牛被牵走抵账了。”李建国夜里睡不着，听着窗外的虫鸣，总觉得像计生办的人在敲窗。他听说邻县有户人家，男人躲出去三年，回来时孩子都能打酱油了，可家里的三间土坯房被扒了半间，说是“拒不执行政策的典型”。
乡村在焦灼与躲藏中喘息，而几十公里外的县城，却跳动着另一番脉搏。傍晚时分，“金夜”歌舞厅的霓虹灯准时亮起，红的、绿的、粉的光在玻璃幕墙上流转，把门口“严禁未成年人入内”的牌子照得忽明忽暗。穿喇叭裤的青年骑着二八自行车，车把上挂着蛤蟆镜，车后座载着烫卷发的姑娘，车铃叮铃哐啷响，惊飞了屋檐下的麻雀。
张红是县棉纺厂的女工，每月工资一百二，却愿意花三十块买一张歌舞厅的门票。她总说：“在车间里听机器响，脑袋都要炸了，进了舞厅，音乐一响，啥烦恼都忘了。”舞厅里的地板是打蜡的，亮得能照见人影，男男女女搂着腰，踩着《路灯下的小姑娘》的节拍晃悠。烟雾缭绕中，有人举着雪花啤酒瓶，有人对着麦克风吼着跑调的歌，角落里的卡座里，老板模样的人正和穿西装的干部碰杯，桌上的“红塔山”烟盒敞着口。
李建国在表舅家躲了半个月，实在熬不住，想回家看看。他趁着月色往回走，路过县城时，被歌舞厅的光晃了眼。他从没见过那么亮的地方，也从没听过那么吵的音乐，像有无数只蜜蜂在脑子里飞。一个醉醺醺的男人从里面出来，搂着个穿短裙的女人，嘴里嚷嚷着：“再跳一曲！今晚我包场！”李建国赶紧低下头，贴着墙根走，仿佛那光会烫着他。
村里的王桂香也在躲。她头胎生了女儿，这胎怀了五个月，肚子己经显形了。她不敢在家待，跑到三十里地外的娘家，白天躲在柴房里，晚上才敢出来透透气。她娘心疼她，每天煮两个鸡蛋偷偷塞给她，叹着气说：“当年你奶奶生了五个，个个都养活了，哪想到现在生个孩子这么难。”王桂香摸着肚子，听着村广播里“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的宣传，眼泪掉在衣襟上。
计生办的人像嗅觉灵敏的狗，总能找到躲藏的人。他们带着村支书，挨家挨户排查，看见有孕妇的，要么拉去引产，要么就开罚款单。有人急了，拿起扁担跟他们对峙，结果被带走拘留了三天。村里的大喇叭天天响，通报谁家超生了，谁家还没交罚款，名字念出来，像在游街示众。
而县城的歌舞厅，却一天比一天热闹。老板们把“迪斯科”说成“健身舞”，把“卡拉OK”说成“音乐茶座”，打擦边球躲过检查。有干部晚上偷偷去，第二天在大会上却义正辞严地说：“要坚决抵制资产阶级腐朽文化！”张红见过好几次，她在舞厅的角落看见过镇里的刘干事，搂着个不是他媳妇的女人，跳得满头大汗。
李建国回家后，发现媳妇被婆婆藏在了地窖里。地窖又黑又潮，媳妇抱着孩子，眼睛红得像兔子。计生办的人来过两趟，没找到人，把家里的电视机搬走了——那是李建国结婚时买的“熊猫牌”，花了他半年的积蓄。他咬着牙，托人找关系，想少交点罚款。中间人说：“现在管得严，少一分都不行，除非你能找到县里的人。”
他想到了县城的歌舞厅。他听说那里有不少“有头有脸”的人，或许能找到门路。一个傍晚，他揣着仅剩的五十块钱，走进了“金夜”歌舞厅。震耳欲聋的音乐差点把他掀个跟头，闪烁的灯光让他头晕目眩。他穿着打补丁的褂子，站在穿花衬衫的人群里，像个误入天鹅湖的鸭子。
一个服务生过来推他：“乡巴佬，别在这儿挡道！”李建国红着脸，从怀里掏出皱巴巴的烟：“兄弟，我想找个人，能帮我办点事的。”服务生瞥了他一眼，指着角落里一个戴金链子的男人：“找豹哥试试，不过他脾气不好，你悠着点。”
李建国硬着头皮走过去，刚要开口，就被豹哥推了一把：“滚远点，别耽误我喝酒！”他踉跄着后退，撞到了一个人——正是张红。张红认出他是邻村的，上次去乡下收棉花见过。她问清了缘由，叹着气说：“我帮你问问我表哥，他在县计生委上班，看能不能通融通融。”
几天后，张红带来了消息：罚款可以减到两千，但必须马上交。李建国把家里的耕牛卖了，又借了亲戚朋友一圈，才凑够钱。交罚款那天，他看着收据上的红章，手一首在抖。回家的路上，他看见村头的标语换了新的：“计划生育，人人有责”，红漆鲜亮，刺得他眼睛疼。
王桂香没那么幸运。她被计生办的人找到了，拉去医院做了引产。回家后，她躺了一个月，醒来后第一件事就是把墙上贴的“娃娃画”撕了。她再也不想生孩子了，看见婴儿的哭声就浑身发抖。
而县城的歌舞厅，依旧夜夜笙歌。张红在舞厅认识了一个跑运输的男人，男人给她买了条金项链，她就辞掉了棉纺厂的工作，跟着男人去了南方。临走前，她最后去了一次“金夜”，看着旋转的彩灯，突然觉得有点恍惚——那些在灯光下扭动的身影，和乡村里躲藏的人们，好像生活在两个世界。
1995年，李建国的儿子上了幼儿园。村里的罚款声渐渐少了，计生办的人不再骑着摩托到处追人，改成了定期家访。有天，李建国去县城买化肥，看见“金夜”歌舞厅的招牌换了，变成了“新世纪超市”。门口的霓虹灯还在闪，只是不再那么刺眼了。
他站在超市门口，看着进进出出的人，突然想起几年前那个躲在田埂上的夜晚，想起地窖里媳妇的眼泪，想起舞厅里震耳的音乐。那些日子像一场梦，醒了，留下满身的疲惫，也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记。
乡村的土路上，开始有年轻人骑着摩托车飞驰，车后座绑着从县城买回来的录音机，里面放着流行歌曲。而田埂上，偶尔还能看见“少生优育”的标语，只是红漆己经淡得快要看不见了。时代在往前走，带着阵痛，也带着霓虹，把那些躲藏与喧嚣，都揉进了九十年代的风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