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的夏天，知了在机关大院的槐树上叫得震天响。林文娟攥着那张刚从卫生院取来的化验单，指节捏得发白。化验单上的“阳性”两个字像烧红的烙铁，烫得她心口发慌。
办公室里的吊扇慢悠悠转着，吹不散空气里的紧张。隔壁桌的老张正在哼《牡丹之歌》，手里拿着单位刚发的独生子女奖励金——一个印着“光荣”二字的搪瓷脸盆。“小林，听说了吗？计生办的王主任昨天去给纺织厂开会，说凡是超生的，不管是干部还是工人，一律开除公职。”他把脸盆往桌上一顿，搪瓷碰撞的脆响惊得林文娟一颤。
“张哥，我……我去趟厕所。”林文娟几乎是逃着跑出办公室的。走廊墙上贴着鲜红的标语：“干部带头计划生育，违者严肃处理”，下面还列着一串被处理人员的名单，有厂长，有会计，甚至还有个刚评上先进的女教师。
她躲在厕所隔间里，手不自觉地摸向小腹。这是她的第二个孩子，大儿子明明刚满三岁，昨天还奶声奶气地说：“妈妈，我想要个妹妹。”可现在，这个小生命成了悬在她头顶的利剑——她在市统计局当资料员，丈夫是中学教师，俩人都是铁饭碗，一旦超生，工作就得丢。
傍晚回家，丈夫周志强正给明明削苹果。“文娟，今天单位传达了，说下个月开始查得更严，每个育龄妇女都要按月交孕检单。”他把苹果切成小块，语气里带着小心翼翼，“咱……”
“我怀孕了。”林文娟打断他，声音发颤。
周志强手里的水果刀“当啷”掉在地上，苹果块滚得满地都是。“你怎么……”他猛地站起来，椅子腿在水泥地上划出刺耳的声响，“不是让你注意点吗？咱明明才三岁，政策这么严，你这不是要命吗？”
“我也不想啊。”林文娟的眼泪涌了上来，“可这是条命啊！”
“命？保住工作才有命！”周志强的声音陡然拔高，“我哥去年在粮站当主任，就因为他媳妇生了二胎，不光他被开除，连我嫂子的临时工都给辞了，现在俩口子在街边摆地摊，你想让咱儿子跟着去喝西北风？”
明明被吓得哇哇大哭，林文娟赶紧抱起孩子，泪水滴在儿子软乎乎的头发上。窗外的路灯亮了，照着对面楼上的标语：“少生优育，利国利民”，那几个白字在夜色里格外扎眼。
第二天一上班，林文娟就被办公室主任叫到了楼上。“小林啊，”主任呷了口茶，指缝里夹着的烟卷冒着青烟，“昨天计生办来查，说你这个月的孕检单没交。我知道你刚结婚那阵儿身体不好，可这政策面前，谁也不能特殊啊。”
林文娟攥着衣角，喉咙发紧：“主任，我……我最近有点不舒服。”
“不舒服也得去检查。”主任把烟蒂摁灭在烟灰缸里，“局里刚开了会，凡是隐瞒怀孕、逃避检查的，一经发现，首接按超生处理。你看隔壁税务局的小李，前阵子偷偷怀了二胎，被发现后不光她被开除，连她老公的职务都给撤了，划得来吗？”
从主任办公室出来，林文娟的腿像灌了铅。走廊里遇见几个同事，原本热络的招呼突然变得客套，眼神里藏着探究。她听见有人在背后嘀咕：“听说了吗？她好像怀了……”“不能吧？她老公可是老师，不怕丢工作？”
中午去食堂打饭，大师傅把一勺红烧肉稳稳地扣在她碗里：“小林，多吃点。昨天看你脸色不好，是不是累着了？”大师傅的儿子去年超生被开除，现在在菜市场卖菜，每次见了她都唉声叹气。
林文娟没胃口，扒拉了两口饭就放下了。她想起上个月去医院，看见妇产科门口排着长队，大多是像她这样的育龄妇女，手里拿着单位开的介绍信，等着做流产手术。有个穿护士服的熟人偷偷跟她说：“现在每天都有十几个来打胎的，有个女的都怀五个月了，被单位逼着来的，哭着喊着说孩子会动了，可没办法啊，保工作要紧。”
傍晚，周志强带回来一张宣传单，是学校发的，上面印着“坚决落实计划生育政策，对超生干部职工实行‘一票否决’”。“文娟，别犹豫了。”他把宣传单拍在桌上，“我托人问了，市医院的李医生技术好，做流产干净利落，明天我就去挂号。”
“可孩子都快两个月了……”林文娟的声音带着哭腔，“我舍不得。”
“舍不得也得舍！”周志强猛地一拍桌子，“我妈昨天来电话，说我弟在乡下超生，被罚了八千块，家里的牛都被牵走了。咱要是丢了工作，连罚款都交不起！”他蹲在地上，双手插进头发里，“我当老师一个月才五十六块，你那工作虽然钱不多，但稳定，咱不能就这么毁了。”
夜里，林文娟躺在床上，明明的小胳膊搭在她肚子上，睡得正香。她摸着小腹，好像能感觉到那个小生命在轻轻跳动。楼下传来自行车的铃铛声，是晚归的人路过，车筐里可能装着给孩子买的糖果，也可能装着刚从单位领的独生子女补贴——一块香皂，或者一袋洗衣粉。
第二天一早，周志强拿着单位开的介绍信，拉着林文娟去了医院。妇产科门口挤满了人，大多是年轻夫妻，男的低着头抽烟，女的红着眼圈。有个穿蓝布褂子的女人突然哭出声：“这是第三个了……我真想要个闺女啊……”她男人狠狠瞪了她一眼：“哭啥？要不是你不争气，头胎生个小子，至于现在受罪吗？”
轮到林文娟时，她的腿抖得站不住。李医生看着她的化验单，叹了口气：“确定要做？”
“嗯。”林文娟咬着嘴唇，眼泪掉在白大褂上。
“现在的年轻人啊，也是没办法。”李医生一边写病历一边说，“上周有个中学老师，都怀六个月了，学校说不打胎就开除，她跪在地上求校长，没用啊。最后还是做了，做完躺了半个月，她老公天天来给我送鸡蛋，说谢谢我手下留情，没让她落下病根。”
手术做完，林文娟躺在病床上，小腹传来一阵阵坠痛。周志强给她削苹果，手也在抖：“医生说……说休息两周就好了，不影响以后……”
“以后？”林文娟看着天花板，眼泪无声地淌，“以后还敢有以后吗？”
出院那天，单位的同事来看她，拎着水果罐头和麦乳精。“小林，想开点，现在都这样。”女同事握着她的手，“我表姐前年也是这样，现在不也挺好？儿子学习好，她还评上先进了。”
林文娟扯出个笑脸，心里却像被挖空了一块。她知道，同事说的是实话。机关大院里，谁家要是生了二胎，不光夫妻俩抬不起头，连孩子都会被其他小朋友嘲笑。有个副局长的儿媳妇偷偷生了二胎，结果副局长被降职，孙子只能寄养在乡下，过年都不敢带回家。
秋天的时候，单位组织体检，计生办的人全程跟着。有个刚调来的女大学生，查出怀孕两个月，当场就被主任叫去谈话。第二天她就没来上班，听说主动辞了职，回乡下老家了。有人说她是想保住孩子，也有人说她是怕被开除，名声不好听。
林文娟看着那空荡荡的办公桌，心里发寒。她想起手术那天，走廊里贴的宣传画：“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画着一对夫妻抱着一个孩子，笑得一脸幸福。可她总觉得，那笑容背后藏着什么，像医院消毒水的味道，凉丝丝的，带着点说不清的苦涩。
年底评先进，林文娟因为工作认真，又响应了计划生育政策，被评上了“模范职工”。颁奖那天，她站在台上，接过印着“计划生育光荣”的奖状，台下掌声雷动。她看见周志强坐在第一排，眼里闪着光，明明举着小红旗，奶声奶气地喊“妈妈”。
可她心里清楚，那掌声里，有多少是真心，又有多少是无奈。就像大院里那棵老槐树，春天开得热热闹闹，秋天落得干干净净，年复一年，谁也不知道它的根在土里，到底盘成了什么模样。
第二年春天，林文娟去乡下调研，路过一个村子，看见墙上刷着新标语：“该流不流，扒房牵牛”。村口有户人家正在办丧事，一个老太太哭得上气不接下气。村里人说，她儿媳妇怀了三胎，躲在山里被发现，强行拉去打胎，结果大出血，大人孩子都没保住，她儿子在镇上当公务员，当天就被开除了。
林文娟站在路边，看着那户人家门口挂着的白幡，在风里飘得像条断了线的风筝。她突然想起自己失去的那个孩子，如果生下来，现在也该会在肚子里踢腿了吧？
调研结束回单位，林文娟把报告放在桌上，上面写着：“农村计划生育工作仍需加强，干部职工需起带头作用”。窗外的槐花开了，香气飘进办公室，甜得有些发腻。她拿起桌上的独生子女证，照片上的明明笑得露出两颗小虎牙，旁边写着“1982年出生”。
桌上的电话响了，是计生办打来的，提醒她下个月该去做孕检了。林文娟应了声，挂了电话，看着窗外的阳光，突然觉得眼睛有些发酸。
大院里的广播响了，正在播送计划生育宣传稿：“实行计划生育，是每个公民的义务，更是干部职工的责任……”声音透过喇叭，带着电流的杂音，在槐树林里一圈圈荡开，惊飞了几只栖息的麻雀。
林文娟低下头，翻开笔记本，在新的一页写下：“5月10日，孕检。”笔尖划过纸页，留下一道清晰的痕迹，像一道疤，刻在日子里，不深，却总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隐隐作痛。
她知道，这样的日子还会继续。就像墙上的标语，换了一茬又一茬，却始终在那里，红得刺眼。而她能做的，只是在每天早上醒来时，对着镜子里的自己笑一笑，然后拿起公文包，走进那片熟悉的槐树林，走向那个写满“应该”和“必须”的世界。
只是偶尔，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她会听见窗外有婴儿的哭声，轻轻的，像从很远的地方传来。她会悄悄起身，走到明明的小床边，看着儿子熟睡的脸，然后伸出手，轻轻放在自己的小腹上，那里平坦光滑，什么都没有，又好像什么都有过。
走廊里的标语又换了，新的红漆盖过了旧的痕迹，上面写着：“计划生育，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林文娟走过时，脚步放得很轻，像怕惊扰了什么。阳光透过窗户照进来，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光影，像一首没写完的诗，藏着太多说不出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