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门上的锁与空荡的饭盒
王建军在南方的工厂待了半年，终究还是回了北方。不是不习惯流水线的节奏，是夜里总梦见红旗针织厂的大门——那扇刷着红漆的铁门，以前总敞开着，工人骑着自行车进进出出，车铃铛声能传到三条街外。可他回去时，铁门挂着把新锁，黄铜的，在太阳下闪着冷光。
厂门口的公告栏上，贴着张泛黄的纸，字迹被雨水泡得发晕，勉强能认出"承包经营"西个字。旁边围着几个老职工，蹲在地上抽烟，烟蒂扔了一地。"听说了吗？被一个温州老板承包了，三年，给厂里一笔钱，工人全下岗。"老张的声音发哑，他是以前的仓库管理员，腿在地震时砸伤过，走路一瘸一拐。
王建军的心沉了沉。他知道"承包"这词，南方的工厂也在搞，可人家是包车间、包生产线，没听说过把整个厂子包出去，连工人一起"包"掉的。"下岗"两个字，像块冰，顺着后颈滑进心里——他见过南方工厂下岗的工人，在劳务市场举着牌子，上面写着"会开车床""会缝纫"，眼神里的慌，跟现在蹲在地上的这些人一模一样。
承包合同是在区政府会议室签的。温州老板姓黄，穿着鳄鱼牌皮带，戴着金戒指，说话带着口音："我包厂，是来赚钱的，不是来养闲人的。老设备全换掉，老工人......嗯，愿意留下的，签新合同，工资减半，没社保。"
台下的职工炸了锅。"工资减半？我一家五口人怎么活？""没社保？生病了咋办？""我们在厂里干了一辈子，凭啥说换就换？"张师傅的儿子跳起来，手里攥着父亲的八级工证书，"我爸为厂子献了命，你们就这么对待他儿子？"
黄老板身后的区领导拍了拍桌子："这是改革需要！工厂不赚钱，政府养不起！愿意留下的签字，不愿意的，领补偿金，自谋出路！"
补偿金少得可怜。按工龄算，一年补一个月工资，最多补十二个月。王建军干了二十三年，只能领十二个月的，每月六十五块，一共七百八十块。他捏着那张支票，比当年拿到股金证还沉——七百八十块，买不了一台新机床，撑不起一个家，却要买断他二十三年的青春。
第一批下岗的名单里，有王建军。黄老板说"年纪大了，跟不上新设备"，其实他知道，是自己总跟工作组举报暗箱操作的事，被记恨了。他没吵没闹，只是去车间最后看了一眼。他的机床还在，上面落了层灰，操作台上的茶杯印还清晰，那是他用了十几年的搪瓷缸，早上还泡着浓茶。
收拾东西时，他只带走了那把张师傅传下来的扳手，和一本磨破了的《机械原理》。林晓梅在南方的电子厂也下岗了，老板说"订单少了，要裁员"，她拿着遣散费回来，看见王建军收拾的行李，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咱两口子，咋都成了没活儿干的人？"
下岗职工们聚在家属院的空地上，像一群没头的苍蝇。有人说去劳务市场找活，可人家要年轻的，要会电脑的，他们这些只会拧螺丝、踩缝纫机的，连面试的机会都没有。有人说做点小生意，可手里的补偿金连个摊位都租不起。
老张去给人看大门，一个月三百块，不管饭。他腿不好，值夜班时总打瞌睡，被老板骂了好几次，没过俩月就被辞了。他蹲在家属院的煤堆旁，看着以前的同事骑着自行车上班（留下的工人），饭盒在车筐里晃，突然就哭了："我守了二十年仓库，现在连个看大门的活儿都守不住......"
最惨的是车间的老李。他老婆常年卧病，儿子在上大学，全靠他的工资撑着。下岗后，他去工地扛钢筋，六十岁的人，跟小伙子抢活儿，一天下来，肩膀肿得像馒头。有天暴雨，他从脚手架上摔下来，断了腿，工头给了两千块钱，把他送回了家。
王建军去看他时，老李躺在床上，腿上打着石膏，老婆在旁边抹眼泪，儿子的录取通知书扔在桌上，上面的学费数字刺眼。"建军，帮我把那台旧收音机卖了吧，能换点生活费。"老李的声音气若游丝，"我对不起孩子，对不起家里......"
王建军没说话，掏出兜里的钱，塞在老李枕头下。那是他刚修自行车赚的五十块，不够学费，不够医药费，却只能做这些。他走出老李家门，看见墙上还贴着"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旧标语，被雨水泡得发白，像个笑话。
黄老板的承包，成了一场公开的掠夺。他没换新设备，只是把厂里的地皮分割出租，一部分租给废品站，一部分租给小作坊，连子弟学校的操场都改成了停车场。仓库里的棉纱、染料，被他以"清理库存"的名义卖掉，钱揣进自己腰包。
留下的工人，每天干着超时的活儿，工资却总被拖欠。有个女工去找黄老板要工资，被他的保镖推了出来，摔在地上，流产了。职工们去区政府上访，被挡在门外，说"这是企业内部事务，政府不好干涉"。
王建军的修车摊，成了下岗职工的聚集地。大家蹲在旁边，看着他修车，骂黄老板黑心，骂世道不公，骂自己命苦。王磊从深圳寄来的钱，王建军大多分给了更困难的人。"爸，你自己都不容易......"王磊在电话里哭。王建军说："都是一起扛过活儿的，能帮一把是一把。"
冬天来得早，雪下得又大。家属院的暖气停了，黄老板说"承包合同里没说要管供暖"。张婶的老伴儿，以前是厂里的锅炉工，舍不得买煤，烧柴禾取暖，烟筒堵了，中了煤气，没抢救过来。
出殡那天，雪下得更大。下岗职工们都来了，没人说话，只是默默地抬着棺材，踩着厚厚的积雪，咯吱咯吱响。王建军走在最后，手里攥着那把扳手，冰冷刺骨。他想起当年厂里的锅炉房，冬天总是烧得旺旺的，老锅炉工说"不能让工人冻着，冻着了没力气干活"。可现在，连暖气都成了奢望。
年后，劳务市场来了批招人的，说是去新疆摘棉花，管吃管住，月薪一千。报名的人排起了长队，大多是下岗职工，有男有女，有老有少。老张也报了名，他说"腿不好，摘棉花坐着就行"，手里的包袱里，裹着两件旧棉袄。
王建军去送他，火车开动时，老张从车窗里探出头，喊着"建军，等我赚了钱，回来请你喝酒"。王建军挥着手，看着火车消失在远处，心里空落落的——以前他们在车间里比赛谁的活儿好，现在却要背井离乡，去跟棉花秆较劲。
林晓梅找了份保洁的活儿，在写字楼里擦玻璃，一个月西百块。她每天天不亮就出门，踩着高跟鞋（规定要穿），在几十层高的楼外擦玻璃，吓得腿发软。"我怕高，可我更怕家里断了粮。"她晚上回来，脚肿得穿不上鞋，王建军给她揉脚，眼泪掉在她的脚背上。
王建军的修车摊，生意时好时坏。有次，一个穿着西装的人来修车，王建军认出是以前供销科的老周，他跟着黄老板干，成了"经理"。"建军，别修车了，跟我去黄老板的公司干吧，当个保安，比这强。"老周递给他一支烟。王建军没接，说："我这双手，只会拧螺丝，不会看大门。"
老周叹了口气，说："黄老板要把家属院也拆了，盖商品房，你们得搬走。"
这话像炸雷，在职工里传开了。家属院是厂里的福利房，住了几十年，现在说拆就拆，补偿款低得离谱，连郊区的小产权房都买不起。职工们去阻拦拆迁队，被打得头破血流，王建军的胳膊也被打青了。
夜里，王建军躺在冰凉的床上，听着窗外的风声，像当年车间里的机器轰鸣，却带着绝望。他想起刚进厂时，母亲说"厂子就是家，有厂子在，就饿不着"；想起周厂长说"工人是厂子的根，根在，厂子就在"。可现在，根被刨了，家要拆了，他们这些人，成了没根的草。
有天，王建军去给一个客户修车，客户是个记者，听他说了下岗职工的事，要写报道。王建军带着他去了老李家家，去了张婶家，去了被拆了一半的家属院。记者拍了很多照片，说"一定会让更多人看到"。
报道登出来了，标题是《下岗职工的寒冬》，配着老李躺在床上的照片，配着张婶在废墟里捡东西的照片。可没什么用，黄老板依旧忙着盖商品房，区政府依旧说"按规定办"，下岗职工们依旧在寒风里找活儿干。
王磊回来接他们去深圳，说"那边工厂多，总能找到活儿"。王建军看着满院的废墟，看着墙角那棵老槐树，树干上还刻着"以厂为家"，树皮皲裂，像老人的手。"走吧。"他说，声音沙哑。
离开那天，王建军最后看了眼红旗针织厂的大门。铁门上的锁换了把更大的，旁边的商品房己经盖到了三层，广告牌上写着"繁华新地标"。他突然想起第一次进厂时，大门敞开着，周厂长站在门口，笑着说"来了就是一家人"。
火车开动时，王建军把那把扳手从包里拿出来，放在窗台上。扳手把被磨得发亮，映着窗外倒退的风景。他知道，这把扳手拧过机床的螺丝，拧过自行车的链条，却拧不过时代的齿轮，拧不散下岗职工的茫然和无奈。
林晓梅靠在他肩上，轻声说："到了深圳，咱好好干，别想以前的事了。"王建军点点头，却想起老李断了的腿，想起老张在火车上的笑脸，想起那些在寒冬里逝去的人。
那些承包的黑暗，像一场噩梦，醒了，却留下满身伤痕。那些下岗的日子，像一把钝刀，割着他们的尊严，割着他们的生活，割着他们对"厂子是家"的最后一点念想。
火车驶向南方，阳光越来越暖。王建军把扳手收进包里，紧紧攥着。他知道，以后的日子，还得靠这双手，靠这把扳手，一点点拧出活路来。只是心里那个家，那个叫"红旗针织厂"的家，再也回不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