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流下的订单
赵卫东被带走的那天，王建军正在修一辆"永久"牌自行车。车铃铛锈得发不出声，他往轴里滴了点机油，"叮铃"一声脆响，像极了当年车间里的下班铃。旁边卖菜的张婶跑过来，手里的秤盘晃悠着："建军，听说了吗？赵厂长被抓了，说是把厂里的订单弄到他小舅子开的小厂里去了！"
王建军手里的扳手顿了顿。车链条上的油污蹭在掌心，黑黢黢的，像他心里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疙瘩。他早该想到的——去年冬天，厂里接了笔出口日本的订单，要求高，利润厚，工人们连夜加班赶工，可最后交货时，质检员却说"这批货不合格"，订单莫名其妙黄了。当时赵卫东在大会上说"技术不过关，得引进新设备"，现在想来，那批合格的货，怕是早就换了地方。
赵卫东的小舅子叫刘三，以前在厂门口摆烟摊，整天游手好闲。可这两年突然阔了，在郊区租了个废弃的仓库，挂着"东方针织厂"的牌子，雇了十几个农民工，机器都是从原厂淘汰下来的旧设备。王建军去给他们修过一次机床，看见仓库里堆的棉纱，印着"红旗针织厂"的标记，当时只当是厂里处理的废料，现在才明白，那是用厂里的原料，干私活。
厂里的老职工们聚在食堂里，你一言我一语，拼凑出那些暗箱操作的细节。"怪不得去年冬天的劳保服质量差，原来是好布料都运到刘三的厂里去了！""我就说赵厂长总往外地跑，说是谈业务，其实是去盯他自己的厂子！""还有供销科的老周，每次报销的差旅费都高得离谱，肯定是跟赵厂长分赃！"
张师傅的儿子红着眼圈拍桌子："我爸住院欠的医药费，厂里说没钱报销，可赵卫东的小舅子却开上了小轿车！这钱，都是从我们工人牙缝里抠出来的！"
王建军没说话，他想起那笔出口订单。当时他是技术组长，亲自盯着每道工序，布面的平整度、染色的均匀度，都达到了出口标准。可质检报告下来，却写着"存在严重瑕疵"，他去找赵卫东理论，赵卫东拍着他的肩膀说："老王，你是老技术了，该懂'标准'这东西，可松可紧。"现在才懂，那"紧"的标准，是为了把订单挤到自己人手里。
调查组的人又来了，这次带着账本，在会议室查了三天三夜。职工们堵在门口，要求给个说法，可出来的人只说"正在调查，会依法处理"。有人往会议室扔了块砖头，砸碎了窗户玻璃，喊着"还我们血汗钱"，被保安架了出去。
王建军看着破碎的窗户，想起当年周厂长在车间劳动时，手上被玻璃划了个口子，还笑着说"碎玻璃碴子，跟厂里的困难一样，清理干净就好了"。可现在的困难，不是玻璃碴子，是烂在根里的蛀虫。
赵卫东虽然被抓了，但订单外流的口子没堵上。他的副手，一个叫孙涛的年轻人，接管了厂子，说是"临时负责"。孙涛比赵卫东更隐蔽，开会时总说"要团结，要向前看"，背地里却把厂里的老客户一个个介绍给了外地的小厂——那些小厂，有的是他亲戚开的，有的是给了他回扣的。
王建军的徒弟小李，在供销科当干事，偷偷告诉他："孙科长（孙涛）让我们把报价提高三成，客户自然就跑了，然后他再私下联系客户，说'有个朋友的厂能接，价格低'。"小李把一份报价单塞给王建军，上面的数字确实高得离谱，"这哪是做生意，是明着把客户往外赶！"
厂里的机器彻底停了。以前热闹的车间，现在空荡荡的，只有老鼠在废棉堆里窜。王建军去给机器上油，摸着冰冷的导轨，像摸着一个垂死的老朋友。他算了笔账，厂里每月的电费、房租、工资，加起来要两万多，可订单寥寥无几，账上的钱早就空了，发工资全靠变卖旧设备。
有次他去仓库，看见保管员正往三轮车上搬缝纫机，说是"孙科长让卖的，给职工发工资"。王建军拦住他："这是进口的锁边机，当年花了三万块买的！"保管员叹着气："不卖不行啊，孙科长说，再不发工资，工人要闹事了。"
王建军看着那台锁边机，想起刚买回来时，全厂职工围着看，周厂长说"这机器能织出最好的布，让大家过上最好的日子"。现在，最好的日子没等来，最好的机器却要被当废铁卖掉。
林晓梅从南方寄来的信里，说那边的厂子也有订单外流的事，但"至少敢光明正大，不像咱这儿，偷鸡摸狗的"。她劝王建军："别守着那个破厂了，来南方吧，这边只要肯干活，就有饭吃。"
王建军没走。他还抱着一丝希望，希望调查组能查出真相，希望新的负责人能把订单拉回来。他联合了十几个老工人，写了封举报信，列举了孙涛转移订单的证据，寄给了上级部门。可信石沉大海，连个回音都没有。
孙涛听说了举报信的事，找王建军谈话。办公室里摆着新换的皮沙发，是用卖设备的钱买的。"王师傅，您是老资格了，厂子现在困难，需要大家体谅。"孙涛泡着功夫茶，茶杯盖碰得叮当响，"那些小厂，成本低，接订单天经地义，咱大厂养着这么多人，拼不过人家，这是市场规律。"
"什么市场规律？是你们把厂子掏空了的规律！"王建军站起来，拳头攥得发白，"当年周厂长说，大厂的优势是技术，是工人，是信誉，不是让你们当蛀虫的！"
孙涛笑了，把茶杯往桌上一墩："周厂长那套过时了！现在是市场经济，谁能赚钱谁是爷。您要是看不惯，可以辞职，门口修车摊不是挺好吗？"
王建军摔门而出。走廊里的宣传栏上，还贴着"厂长负责制，权责利统一"的标语，红漆刺眼。他突然明白，这"权责利"，在孙涛们眼里，只有"利"，没有"责"，更没有"权为民所用"的初心。
订单外流的事，终于被一个外地客户捅了出来。那个客户在刘三的小厂订了批货，质量差得离谱，找上门来索赔，才发现小厂用的是"红旗针织厂"的名义。客户告到了工商局，媒体也来了，扛着摄像机在厂里拍来拍去。
记者采访王建军时，他指着停转的机器，声音发颤："我们有最好的技术，最好的工人，可订单被人偷到小厂，用我们的名声，赚黑心钱！这不是砸厂子的牌子，是砸我们工人的饭碗！"
报道播出后，上面终于派来了新的工作组。这次来了个姓马的组长，没开大会，首接扎进车间，跟工人聊天，查账本。王建军把那封没回音的举报信又递了上去，马组长看完，拍着他的肩膀说："王师傅，放心，不管是谁，挖国家墙角，就得付出代价。"
查出来的真相，比大家想象的更龌龊。孙涛和赵卫东的小舅子刘三，还有供销科的老周，结成了利益团伙。他们用厂里的名义接订单，再以"质量不达标"为由退单，然后把订单转到刘三的小厂，用厂里的原料、技术，生产出劣质产品，差价揣进自己腰包。三年时间，他们转移了近百万元的订单，而原厂却欠着工人三个月的工资。
处理结果下来了：孙涛、刘三等人被判刑，追缴非法所得；厂里的老客户由工作组出面挽回；变卖的设备尽量追回，实在追不回的，由责任人赔偿。
可厂子己经空了。机器被拆得七零八落，熟练工人走了大半，剩下的也人心涣散。工作组想重振旗鼓，可接回来的订单，工人们看着机器，却怎么也找不到当年的感觉。
王建军站在车间中央，看着墙上"以厂为家"的标语，被摄像机的镜头照得发白。他想起刚进厂时，周厂长说"厂子就像棵大树，根系深，才能抗风雨"。可现在，根被蛀空了，再大的树，也挺不住。
那年冬天，厂子正式宣布破产。清算组来登记资产时，王建军把自己的八级工证书交了上去，说"这也是厂里的资产，是老工人的脸面"。清算组的人愣了愣，把证书放进了档案袋。
领最后一笔安置费时，王建军遇见了小李。小李要去南方投奔林晓梅，说"再也不进工厂了，宁愿去工地搬砖，挣干净钱"。王建军拍了拍他的背，没说话。
回家的路上，他路过刘三的小厂，己经被查封了，大门上贴着封条，风吹得哗啦响。旁边有人说，刘三在里面时，还跟狱友炫耀"当年转移订单的手段多高明"。王建军呸了一口，往家走。
林晓梅回来了，带着王磊，说要接他去南方。"爸，那边的厂子正规，订单都是公开招标，没人敢暗箱操作。"王磊指着电视里的新闻，"你看，国家现在打击腐败，以后会越来越好的。"
王建军看着电视里的高楼大厦，又看了看窗外空荡荡的厂房，突然觉得累了。他把那把张师傅传下来的扳手装进包里，说："走，去南方看看。"
火车上，王磊给他讲南方的工厂，说"那里的厂长也搞负责制，但有监督，订单公开透明，谁也不敢乱来"。王建军听着，手里着扳手，想起那些暗流下的订单，想起那些被偷走的信任，心里像被机油浸过，又涩又沉。
他知道，厂长负责制本身没错，错的是把"负责"变成了"专权"，把"权力"变成了"私利"。就像一把好扳手，在正经人手里，能拧紧螺丝；在歪人手里，能撬开保险柜。关键不是工具，是人，是心里那杆秤，能不能称出良心的重量。
南方的工厂很大，机器轰鸣，工人穿着统一的工装，脸上有他熟悉的专注。王磊说："爸，你看，只要规矩立得住，监督跟得上，工厂还是能好好干的。"
王建军走到一台机床旁，摸了摸导轨，光滑，油亮，保养得很好。操作工是个年轻人，看见他手里的扳手，笑着说："老师傅，您也懂这个？"王建军点点头，拿起扳手，在一个松动的螺丝上拧了拧，"咔哒"一声，严丝合缝。
阳光透过窗户照进来，落在扳手上，泛着光。王建军笑了笑，像看到了当年的车间，当年的人，当年那些虽然工资不高，却挣得踏实的日子。
那些暗流下的订单，像一场噩梦，醒了，就该往前看。只是他总会想起那棵被蛀空的大树，想起那些被偷走的订单里，藏着的不仅仅是钱，还有一代工人的骄傲和信任。
但愿，以后的工厂里，扳手只用来拧紧螺丝，订单只流向该去的地方，厂长的"负责"，能真的对得起车间里的每一台机器，每一个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