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聘台上的扳手与账本
王建军的股金证还压在抽屉最底层时，厂里的喇叭突然热闹起来。"全厂职工注意，全厂职工注意，经上级批准，我厂实行厂长负责制，现公开竞聘厂长......"播音员的声音带着前所未有的激昂，刺破了车间多日的沉寂。
正在给摩托车补胎的王建军愣了愣。他己经从针织厂辞了职，在路边支了个修车摊，可听到"厂长"两个字，还是下意识地首起腰。旁边补鞋的老李咂着嘴："听说了吗？你们厂要变天了，谁能当厂长，得自己上台吆喝。"
王建军蹬着三轮车回了趟家属院。以前傍晚时分满院的饭菜香，现在被各种议论声取代。"赵副厂长肯定要竞聘，他跟上面关系硬。""我看供销科的老周悬，他倒腾棉纱赚的钱，够不够打点还不一定。""听说竞聘得上交押金，最少五千，咱这辈子都没见过那么多钱。"
他路过张师傅家，窗帘拉得严严实实，只听见里面传来咳嗽声。张师傅自从交了股金，病情就没好过，总念叨"厂子被掏空了"。王建军想敲门，手抬到半空又放下——他不知道该说什么，说竞聘？说那个连工资都快发不出的厂子，现在要靠"吆喝"选当家人？
竞聘大会开在大礼堂，王建军忍不住进去了。里面烟雾缭绕，职工们坐得稀稀拉拉，前排却摆着几排新椅子，坐着穿西装的人，胸前别着"评委"的红牌。赵卫东坐在第一排，穿着笔挺的中山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手里捏着发言稿，时不时跟评委点头微笑。
主持人是调查组留下的小李，拿着名单念："第一位竞聘者，赵卫东同志，现任副厂长......"赵卫东走上台，清了清嗓子，声音透过麦克风震得人耳朵疼："我若当选，第一，裁撤冗余人员，提高工作效率；第二，引进外资，盘活资产；第三，实行计件工资，多劳多得......"
台下有人嘀咕："冗余人员？是不是说我们这些老工人？""外资？上次那批新设备，就是外资淘汰的旧货！"王建军看见张师傅的儿子站起来，想说话，被旁边的人按住了——他爹还躺在病床上，医药费还得指望厂子报销。
接下来是供销科的老周，挺着啤酒肚，说要"打通上下游渠道，让棉纱变成现金"。有人喊："你先把倒卖厂里的棉纱吐出来！"老周脸一红，拿着稿子念得更快了，像怕被人打断。
最后上台的是个年轻人，叫刘志强，以前是王建军带过的徒弟，后来去了深圳，听说赚了点钱。他穿着牛仔裤，没带稿子，站在台上搓着手："我没啥大道理，就说一句，我在深圳见过好厂子怎么干的——不搞虚的，就看能不能让工人兜里有钱。"
台下突然安静了，接着爆发出掌声。王建军看着刘志强，想起他当年跟着自己学车床，总爱问"为啥这齿轮非要这么设计"，眼里有股不服输的劲。可这股劲，能敌得过赵卫东的关系、老周的钱吗？
投票那天，王建军作为"持股职工"，也领到了一张选票。选票上印着三个名字，赵卫东、周建国、刘志强。他盯着"赵卫东"三个字，想起当年地震时一起抢救设备的日子，那时的赵卫东，眼里还有点工人的样子；再看"刘志强"，想起他说的"让工人兜里有钱"，笔尖悬了半天，在"刘志强"下面画了个圈。
结果公布时，赵卫东以微弱优势当选。刘志强站在台下，脸上没什么表情，拍了拍王建军的肩膀："师傅，我回深圳了，那边的流水线，比咱这公平点。"王建军看着他的背影，心里像堵着团棉花——公平？在要交五千押金才能竞聘的场子里，公平早被踩在脚下了。
赵卫东上任第一天，就烧了三把火。第一把，裁掉了车间十个老工人，说"年龄大，效率低"，张师傅的徒弟就在其中，哭着说"我爸还在住院"，赵卫东只说"按规定来，厂里给三个月工资补偿"。第二把，把职工医院改成了"对外诊所"，说"自负盈亏"，张师傅去拿药，被告知"以前报销八成，现在只报三成"。第三把，取消了子弟学校的补助，说"教育产业化"，家长们得每月多交五十块学费，不少人开始给孩子转学。
王建军的修车摊旁，多了几个被裁的老工人，蹲在那里抽烟，骂骂咧咧。"当年喊着'工人参加管理'，现在连饭碗都保不住了！""赵卫东上台前说要给咱涨工资，现在倒好，先把人踢出去！""那一千块股金，怕是真要打水漂了！"
厂里的股金证成了烫手山芋。有人想退，劳资科说"入股自愿，退股没门"；有人去信访办，回来叹着气说"上面说这是改革，得支持"。王建军的股金还没扣完工资，每月六十五块的工资，被扣掉十五块补股金，只剩下五十块，连买菜都得算计着花。
林晓梅从电子厂寄回封信，说那边也在搞竞聘，车间主任被个会说英语的年轻人抢了去，"人家不管你干了多少年，就看能不能拉来订单"。王建军看着信，突然明白，现在的"厂长负责制"，跟当年周厂长那个"负责制"不一样了——当年是对工人负责，现在是对"效益"负责，效益就是钱，就是能让评委点头的数字。
赵卫东开始频繁出差，回来时总带着陌生人，在车间里指指点点，说"这块地可以盖商品房""那批旧设备能卖废铁"。王建军去厂里给以前的徒弟修机床，看见仓库里的棉纱少了一半，问保管员，保管员首摆手："别问，问就是'盘活资产'。"
有次他撞见赵卫东和老周在办公室喝酒，桌上摆着茅台，是他三个月工资都买不起的。老周说："厂长，那批棉纱我按市场价卖了，利润......"赵卫东打断他："说了多少遍，叫'盘活存量'，利润按股分红，咱俩的股份多，分得多。"
王建军的心沉到了底。他的股金是借的，是扣着工资交的，可赵卫东的股份是怎么来的？老周的股份又是怎么来的？那些喊着"工人入股"的口号，原来只是让工人掏钱，好让有些人拿着大家的钱，去赚自己的利润。
张师傅去世那天，厂里正在开"分红大会"。赵卫东站在台上，宣布"本年度每股分红五毛"，台下稀稀拉拉的掌声里，王建军听见有人哭——张师傅到死都没等到他那一千块的分红，医药费倒是欠了三百多。
王建军没去开会，他帮着张师傅的儿子料理后事。张师傅的工具箱里，还躺着那本八级工证书，红绸子包着，像个未醒的梦。"我爸总说，厂子不会忘了老工人。"张师傅的儿子抹着眼泪，"可现在......"
王建军没说话，拿起张师傅的扳手，拧了拧灵堂前的灯泡。"咔哒"一声，灯泡亮了，暖黄的光洒在证书上，金字泛着微弱的光。他想起当年张师傅说的"扳手认人"，可现在，扳手还在，人没了，认人的厂子，也没了。
分红的钱下来了，王建军领了五块，够买两斤猪肉。他没买，给张师傅的孙子买了个书包，上面印着"好好学习"。孩子背着书包，说"长大了要当老板"，王建军心里一揪——以前的孩子说要当八级工，现在的孩子说要当老板，这世道，是真的变了。
赵卫东的厂长当得并不稳。因为裁人太多，订单没人做；因为卖了设备，新订单接不了；因为棉纱被倒卖，客户告到了上面。半年后，上面又派来调查组，这次是查"资产流失"。赵卫东被带走那天，穿着王建军从没见过的高档西装，戴着手铐，还喊着"我是按规定办的"。
厂里乱成一锅粥，没人管生产，没人发工资，只剩下满墙的"厂长负责制"标语，在风里哗啦响。王建军最后一次去厂里，是帮徒弟把机床拆了卖废铁——徒弟要去南方，说"再耗下去，连回家的路费都没了"。
拆机床时，王建军发现床身里藏着个铁盒，打开一看，是周厂长当年的生产计划，上面写着"保证职工福利，提高技术待遇"，字迹被岁月浸得发褐，却还透着股劲儿。他把铁盒揣进怀里，像揣着个滚烫的烙铁。
回到修车摊，王建军把铁盒锁进抽屉，和股金证放在一起。一个是当年的承诺，一个是现在的凭证，都成了废纸。老李凑过来看："还留着？早该扔了。"王建军摇摇头："留着吧，让后人知道，以前的厂长，是怎么当的；以前的工人，是怎么信的。"
后来，厂子被一家房地产公司买了，盖成了小区，叫"针织家园"。王建军的修车摊还在小区门口，看着穿着光鲜的人进进出出，他们不知道这里曾有过轰鸣的机床，有过拿着扳手的八级工，有过一场让人掏了钱、伤了心的竞聘。
王磊从深圳回来，开着小轿车，说要接他去南方。"爸，那边的厂子也搞竞聘，但至少明着来，不坑工人的血汗钱。"王建军摸着方向盘，想起赵卫东办公室的茅台酒，想起张师傅没拿到的分红，突然说："不去了，我在这儿挺好。"
他还是每天修车，扳手磨得发亮。有人问他："当年要是刘志强当上厂长，会不会不一样？"王建军拧着螺丝，"咔哒"一声拧紧了："谁当都一样，风气变了，尺子就歪了。以前的厂长，比的是能让多少人有饭吃；现在的厂长，比的是能赚多少钱。尺子不一样，评出的人，自然也不一样。"
夕阳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映在"针织家园"的牌子上。王建军收起扳手，准备回家。抽屉里的股金证还在，只是上面的字迹越来越淡，像那个被遗忘的年代——那时的厂长，和工人一起扛过钢管；那时的竞聘，比的是谁能让机器转得更欢；那时的"负责"，是真的把工人的工资袋、股金证，都当成自己的事来扛。
风穿过小区，带着饭菜香，像极了当年家属院的味道。王建军笑了笑，往家走。明天，他还会来修车，用那把张师傅传下来的扳手，拧好每一颗螺丝——这是他唯一能负责到底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