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资袋里的股金单
王建军发现厂里的风气变了，是从食堂大师傅开始的。以前大师傅打饭总往工人碗里多舀半勺菜，说"干活的人得吃饱"；可那年秋天，他给王建军打菜时，勺子在盆沿刮了三下，说"现在菜价涨了，得按标准来"。王建军看着碗里飘着的油花，心里空落落的——大师傅的儿子刚在深圳摆了个地摊，听说一个月能挣他半年工资。
变化像藤蔓一样缠上工厂。先是车间的黑板报，以前写着"向八级工学习"，现在换成了"万元户光荣榜"，上面贴着供销科老周的照片，说他"倒腾棉纱赚了大钱"。然后是福利，夏天的防暑降温费从五块变成了两瓶汽水，冬天的烤火费干脆取消了，劳资科的人说"厂里效益不好，得开源节流"。
王建军的八级工工资涨到了七十八块，可林晓梅总念叨钱不够花。"猪肉涨了一毛五一斤，鸡蛋票取消了，连厂里的劳保布都要自己掏钱买了。"她翻着账本，眉头拧成疙瘩，"隔壁张婶的女婿在个体户当司机，月工资两百多，比你这八级工还高。"
最让人不安的是车间的机器。以前坏了连夜修，现在停在那儿三天没人管，主任说"配件太贵，等上面拨款"。王建军蹲在机床旁，摸着冰冷的导轨，想起张师傅说的"机器是工人的脸"，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堵着。
那年冬天，厂里来了调查组，穿着皮夹克，拎着黑皮包，在会议室开了三天会。散会时，周厂长的脸灰扑扑的，见了王建军没像往常那样问机器，只摆了摆手，说"明天开全厂大会"。
大会那天，主席台挂着"企业改制动员大会"的横幅。调查组的人站在台上，声音透过麦克风嗡嗡响："现在要打破铁饭碗，实行股份制！每个职工都得入股，这是支持改革，也是为自己谋福利！"
台下的职工们交头接耳。王建军听见后排有人问："啥叫入股？"有人答："就是把钱投给厂子，以后厂子赚钱了，就给咱分红。"张师傅坐在前排，烟袋锅敲得桌子邦邦响："咱工人哪有闲钱？工资刚够糊口，顶多攒点给孩子娶媳妇的钱。"
调查组的人听见了，拿起话筒说："入股是硬指标！每个职工最低一千块，多投多分红！没钱可以向亲戚借，向朋友借，限期一个月，交不齐的，按比例扣工资！"
这话像块石头扔进油锅，炸得人群乱了套。"一千块？我攒了十年才攒下八百！"一个老工人喊起来。"我家老人刚住院，哪有钱借？"一个女工抹着眼泪。王建军攥紧了拳头，他存折里只有六百块，是准备给王磊上大学的。
散会后，车间里没人干活，都围着讨论入股的事。赵卫东现在是副厂长了，穿着的确良衬衫，说："大家要想通，这是改革的大方向，谁不跟上谁吃亏。"有人怼他："你当然想通了，你家老爷子留了钱！"赵卫东的脸涨红了，没再说话。
王建军回家跟林晓梅商量，林晓梅翻出床底下的布包，数了三遍，六百块钱压在最底下，上面是王磊的奖状。"要不，跟我娘家借借？"她咬着嘴唇，"我哥开了个小卖部，应该能凑点。"
第二天，王建军去了岳父家。岳父蹲在门槛上抽烟，听他说完，磕了磕烟锅："一千块不是小数目，我哥俩凑了西百，你先拿着。只是这入股......靠谱吗？"王建军说不出话，他也不知道靠谱不靠谱，只知道不交会扣工资。
厂里的催款通知贴了一次又一次。没交钱的职工，工资单上开始出现"股金扣款"的项目，王建军的徒弟小李，因为只交了一半，这个月工资被扣了三成，连买菜的钱都不够。"这哪是入股，是抢钱啊！"小李蹲在墙角哭，王建军递给他两个馒头，心里像被针扎。
张师傅是最后一个交钱的。他把自己的八级工证书当了，又跟三个儿子借了钱，凑够一千块交到劳资科。"我干了一辈子，就认这个厂。"他拍着王建军的肩膀，手却在抖，"可我怕啊，怕这钱投进去，连响都听不见。"
王建军拿到股金证那天，天正下着雪。证是硬纸壳做的，印着"红旗针织厂股权证"，上面写着他的名字和一千块钱。他捏着这张纸，比当年拿到八级工证书还沉——那证书是汗水换来的，这纸是借债换来的。
入股后的厂子，变得更陌生了。赵卫东成了常务副厂长，天天陪着调查组的人喝酒，说要"招商引资"。车间里来了批新设备，说是"进口的，能提高效率"，可没人会用，说明书是外文的，技术员要价太高，厂子请不起。
王建军的工资没被扣，可活儿却少了。以前一天能加工五十个零件，现在二十个都用不了，主任说"订单少了，轮流上班"。他闲着没事，就去看那批新设备，摸着冰冷的按钮，想起张师傅教他的"机器得天天转，不然会生锈"。
分红的事，第一年说"效益不好，明年再说"，第二年说"设备折旧，没利润"。王建军去问赵卫东，赵卫东打着酒嗝说："改革哪有一帆风顺的？你看我，投了五千，不也没分红吗？"王建军看着他手腕上的新手表，没再问——那表得值半个月工资。
风气变得越来越快。以前大家比谁的活儿好，现在比谁的钱多。供销科的人天天往外跑，说是"跑业务"，其实是倒卖厂里的棉纱；后勤科的人把仓库里的旧设备卖了，钱揣进自己腰包；就连子弟学校的老师，都开始放学后摆摊卖小商品。
王建军去医院看张师傅，老人躺在床上，咳嗽得厉害。"我那一千块，怕是要不回来了。"张师傅拉着他的手，眼里的光灭了，"当年厂长跟咱一起扛钢管，现在的干部......唉，不提了。"王建军掏出兜里的股金证，想撕，又舍不得——那是老人的血汗钱。
有次王磊放假回家，穿着喇叭裤，头发留得老长，说要去深圳打工。"爸，厂里这日子没盼头了，我同学在那边，一个月能挣你一年工资。"王磊的话像锥子，扎得王建军心疼。"你爷爷当了一辈子工人，我当了一辈子工人，你就不能好好干活？"他吼道，声音却发虚。
王磊没听他的，背着包走了。林晓梅哭了好几天，说："这世道变了，咱工人不值钱了。"王建军蹲在车间的角落里，看着那批没开封的新设备，想起调查组的人说的"改革阵痛"，可这痛，怎么都落在工人身上了？
扣工资的事越来越普遍。没交够股金的，每月工资扣三成；交够了的，因为"厂子效益下滑"，也开始降薪。王建军的八级工工资，从七十八块降到了六十五块，连养活一家人都费劲。他去劳资科理论，老张叹了口气："上面有文件，我也没办法。"
车间里的人越来越少。小李去了个体户当修理工，说"挣得多，不用看脸色"；林晓梅跟几个女工去了沿海的电子厂，计件工资，多劳多得。王建军舍不得走，他在这里干了一辈子，机器上的每颗螺丝，他都能叫出名字。
有天晚上，他独自一人留在车间，打开所有的灯。机器静静地立在那里，像一群沉默的老朋友。他走到那批新设备前，用袖子擦去上面的灰，突然想起刚进厂时，周厂长说的"机器转起来，日子才能过起来"。可现在，机器不转了，日子也快过不下去了。
赵卫东来找他，手里拿着份合同。"建军，这是最后一批订单，你带人干出来，股金的事我帮你说说，少扣点工资。"赵卫东的手表在灯光下闪，"我跟外面的老板谈好了，这批活干完，厂子就承包给他们了。"
王建军看着合同上的数字，加工费低得离谱，根本不够成本。"这是亏本的买卖。"他说。赵卫东笑了："亏不亏的，跟咱没关系了。我下个月就调去局里，你也早点做打算吧。"
王建军没接合同。他走到自己的机床旁，摸出扳手，拧了拧一个松动的螺丝。"咔哒"一声，螺丝紧了，像他年轻时无数次做过的那样。他想起张师傅的八级工证书，想起周厂长的旧工装，想起工资袋里的股金单——那一千块钱，像块石头，压得他喘不过气。
第二天，王建军交了辞职报告。劳资科的老张看着他，欲言又止。王建军走出厂子时，阳光刺眼，门口的宣传栏换了新内容，写着"欢迎外资入驻，共筑辉煌未来"。他回头看了眼"红旗针织厂"的牌子，红漆掉了不少，像张苍老的脸。
林晓梅从沿海回来，带了台收录机，说"那边的工厂都这样，干得多挣得多"。王建军没说话，把那本股金证锁进抽屉，上面的字迹己经模糊了。他找了份修理摩托车的活，在路边支了个摊子，扳手还是那把张师傅传给他的，只是现在，拧的是摩托车的螺丝。
有天，王磊从深圳回来，穿着西装，给了他一个信封。"爸，这是我挣的，你拿着。"里面是两千块钱，比他当年的股金多一倍。王建军摸着钱，突然想起调查组的人说的"入股是为自己谋福利"，鼻子一酸——福利没等来，儿子却被逼着走了另一条路。
路边的摊子渐渐有了起色，王建军的手艺好，修的摩托车很少出毛病。有人问他："以前是八级工，现在摆摊，不觉得屈吗？"他笑着拧动扳手："都是靠手艺吃饭，不丢人。"只是夜深人静时，他会想起车间的灯，想起工资袋里的股金单，想起那个一切向钱看的年代——它像一阵风，吹走了扳手的温度，吹散了工人的骄傲，只留下口袋里的空荡和心里的迷茫。
多年后，王建军路过原厂址，那里盖起了商品房，广告牌上写着"宜居社区，品质生活"。他站在门口，仿佛还能听见车间的机器声，看见职工们排队交股金的身影。一个穿着校服的孩子跑过，手里拿着个玩具扳手，王建军看着他，突然想起王磊小时候，拿着他的扳手说"长大了要当八级工"。
风从楼群里吹过，带着尘土的味道。王建军摸了摸口袋，里面没有股金证，只有一把磨得发亮的扳手。他知道，那个靠工资过日子的年代，那个把厂子当家的年代，像这厂房一样，拆了，没了，只留下工资袋里那张褪色的股金单，和一个老工人心里，永远拧不紧的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