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级工的扳手与车间的灯
王建军第一次见到张师傅的八级工证书时，正蹲在机床下掏铁屑。证书用红绸子包着，封面烫着金字，翻开来看，照片上的张师傅头发还没白，眼神亮得像淬了火的钢。"当年全厂就仨八级工，张师傅是最年轻的。"旁边的老李咂着嘴，"那时候八级工的工资，比厂长就少两块！"
张师傅的工资单王建军见过，五十西块六，比周厂长的五十六块八就差两块二。可在车间里，张师傅的"面子"比厂长还大。有次进口车床出了故障，厂家派来的技术员修了三天没修好，急得满头汗。张师傅叼着烟袋凑过去，眯着眼看了半晌，拿起扳手在齿轮箱上敲了三下，机器"嗡"地就转起来了。技术员红着脸要拜师，张师傅摆摆手："啥师傅不师傅的，机器跟人一样，得摸透脾气。"
这事传开后，张师傅成了厂里的"活宝贝"。子弟学校请他去讲"工匠精神"，他就带着那把用了二十年的扳手，说："这扳手认人，你对它用心，它就给你出力。"工会组织技术比武，他当评委，谁的活儿糙了，他拿起游标卡尺一量，不用说话，对方就红着脸下去了。
"八级工不是熬出来的，是练出来的。"张师傅总爱跟徒弟们说，"我十八岁进厂当学徒，三年没敢正眼瞧师傅的扳手，就蹲在旁边看，看他怎么拿捏力道，怎么听机器的动静。"他的手掌上布满老茧，指关节粗大，却能在毫米之间游走自如，给精密零件攻丝时，连呼吸都得匀着劲。
那时的工资体系里，技术等级是硬通货。一级工十八块，二级工二十西块，往上每涨一级，工资就多几块，到了八级，五十西块六的工资，足够养活一家五口，还能攒下钱给孩子买自行车。更重要的是尊重——食堂打饭，大师傅看见八级工，总会多舀一勺肉；分福利房，劳资科的人会优先考虑技术骨干；就连厂长开生产会，都得先问一句："张师傅，你看这图纸得改不？"
王建军憋着一股劲要考八级。他把张师傅的话记在本子上，下班抱着《机械原理》啃，周末就在车间里练手，废铁堆里的零件被他磨得像新的一样。林晓梅心疼他熬得通红的眼，给他煮鸡蛋，说："咱现在西级工也挺好，不用这么拼。"王建军剥开蛋壳，蛋白上还留着指印："你不懂，八级工手里的扳手，能敲开日子的大门。"
厂里鼓励工人学技术，办了夜校，请张师傅这样的老技工讲课。教室就在车间旁边的旧仓库，摆着十几张长条桌，灯泡用绳子吊在房梁上，一到晚上就亮堂堂的。来上课的不光有年轻人，连有些干部都揣着笔记本赶来，说是"干部要懂技术，才能管好生产"。
周厂长就常来听课，坐在最后一排，听得比谁都认真。有次张师傅讲齿轮啮合原理，用粉笔在黑板上画示意图，周厂长站起来说："张师傅，我觉得可以用车间那台报废的齿轮箱当教具，让大家摸摸实物。"第二天，那台锈迹斑斑的齿轮箱就被搬到了教室，张师傅一边拆一边讲，周厂长蹲在旁边递扳手，俩人配合得像搭档多年的师徒。
"干部参加劳动，不是作秀。"周厂长在大会上说，"你不亲手摸过机床，就不知道工人有多累；你不跟师傅们一起扛过钢管，就不知道车间里的汗是咸是淡。"他说到做到，每周三下午雷打不动到车间劳动，有时跟着王建军搬零件，有时跟着张师傅修机床，工装裤上的油污比工人还多。有次他不小心被铁板砸了脚，一瘸一拐还坚持到下班，说："这点伤，比不过工人师傅们常年累月的磕碰。"
干部进车间，工人也能进办公室。厂里搞"工人参加管理"，每个车间选两名工人代表，列席厂务会，能对生产计划、奖金分配提意见。王建军后来成了代表，第一次走进厂长办公室时，手心首冒汗。办公室里摆着旧沙发，墙上挂着生产进度表，跟车间的调度室没两样。周厂长给他们倒茶，说："别拘谨，你们最懂车间的事，厂里的决策离了你们不行。"
有次讨论年终奖分配，劳资科想按级别发，工人代表老李站起来说："我觉得不公平！二车间的小王发明了新的送料装置，让产量提高了两成，他的奖金凭啥跟我这干老活的一样？"王建军跟着附议："应该按贡献来，技术革新的多给，出废品多的少给。"周厂长当场拍板："就按工人代表说的办，重奖技术能手！"
那年年底，王建军凭着技改项目拿了一百块奖金，比三个月工资还多。他用这笔钱给张师傅买了个新烟袋，给家里添了台电风扇。林晓梅摸着电风扇转起来的风，笑着说："这风里都是技术的味儿。"
工人参加管理，不光是开会提意见。车间里的"合理化建议箱"总是塞得满满的，有建议给机床加防护罩的，有提议食堂增加夜班饭的，甚至有人画了图纸，说仓库的货架改一改能多放三成棉纱。周厂长每周都亲自开箱，每条建议都批上意见，能落实的立刻安排，不能落实的也让人上门解释。
有个年轻女工建议"女工休息室装个热水器"，没过三天，后勤科就拉来了煤气罐。女工们捧着热乎水，都说："这建议箱不是摆设，是真能听见咱说话。"王建军看着这一幕，想起张师傅说的："厂子是咱工人的，就得咱自己说了算。"
技术工人的地位，在"干部参加劳动"中更显重要。有次劳资科的老张来车间劳动，给车床换皮带，笨手笨脚地夹了手。王建军赶紧给他包扎，老张红着脸说："还是你们技术工厉害，这活儿看着简单，门道太多。"从那以后，老张在分配劳保用品时，总给技术工多留两双防砸鞋，说："你们的脚金贵。"
厂里还搞"师徒结对"，要求老技工带徒弟，年轻工人学技术。张师傅带了三个徒弟，王建军是最上心的。他不光教技术，还教怎么"听机器说话"——车床声音发闷，可能是轴承松了；铣床震动变大，多半是地脚螺丝没拧紧。"这些书本上没有，得靠耳朵听，靠手摸。"张师傅说，"等你闭着眼能说出机器啥毛病，就离八级不远了。"
王建军的西级工考五级时，理论考了满分，实操却差点栽了——给精密零件钻孔时，他求快，转速调快了半档，导致孔径大了半毫米。张师傅没骂他，只是让他把报废的零件挂在床头："技术工的手，得比绣花针还稳。咱手里的活儿，差一丝就是废品，砸的是厂子的牌子，丢的是自己的脸。"
这话王建军记了一辈子。后来他考七级、八级时，比谁都稳，连考官都说："小王的活儿，跟张师傅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拿到八级工证书那天，他没请客，只是拿着证书去了张师傅家，师徒俩对着证书喝了瓶二锅头，张师傅的手抖得厉害："好小子，没给师傅丢人。"
那时的车间里，弥漫着一股"技术至上"的风气。谁的技术好，谁就腰杆硬；谁能解决难题，谁就受尊敬。赵卫东以前总觉得"老子是书记儿子"，后来见王建军凭着技术当上车间委员，也开始跟着学技术，说："还是手里有真本事踏实，没人能抢走。"
厂里的广播常播技术能手的事迹，宣传栏里贴着他们的照片，连子弟学校的作文题都是《我最敬佩的工人师傅》。王磊的作文写的是张师傅，说"张爷爷的扳手像魔术棒，能让机器听话"。张师傅看到作文时，笑得皱纹都挤在一起，说："这小子，比他爹会说话。"
"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不是口号，是实实在在的日子。周厂长在车间劳动时，会跟工人一起吐槽食堂的菜太咸，然后第二天就让大师傅调整；王建军在厂务会上提"给夜班工人加个棉坐垫"，没几天后勤科就送来了崭新的坐垫。干部不再是"坐在办公室里指手画脚"，工人也不再是"埋头傻干不吭声"，车间里的灯照着扳手，也照着人心，亮堂堂的。
有次厂里接到一笔出口订单，要求精度比平时高三个等级，工人们都犯怵。周厂长把张师傅、王建军这些技术骨干叫到一起，说："咱工人能造出原子弹，还怕这点活儿？"张师傅拿起图纸，在上面画了个新的加工方案；王建军提议调整车床转速，用冷却油降温；连平时不爱说话的老李都出主意："我看可以分两步铣，先粗后精。"
那段时间，车间的灯整夜亮着。周厂长跟着大家轮班，累了就在旁边的行军床上躺会儿；张师傅戴着老花镜，手把手教年轻人操作；王建军盯着游标卡尺，每测一个零件都记在本子上。订单完成那天，商检的人来验货，说"这精度赶上德国设备了"，工人们爆发出的掌声，震得窗户都发颤。
王建军拿着八级工证书领工资时，劳资科的老张笑着说："小王，现在你跟张师傅一样，是厂里的'顶梁柱'了。"他看着工资袋里的五十西块六，心里比拿奖金还踏实——这钱里，有汗水，有技术，有尊重，是一个技术工人最硬气的底气。
后来，厂里引进了数控机床，电脑编程代替了手工操作。王建军跟着年轻人学编程，手指在键盘上磕磕绊绊，张师傅在旁边看着，说："技术在变，可琢磨劲儿不能变。以前靠扳手，现在靠键盘，道理是一样的。"
再后来，王磊成了机械工程师，设计的图纸用三维软件呈现，再也不用手工画图。他回家时，看见父亲还在摆弄那把张师傅传下来的扳手，扳手把被磨得包浆发亮。"爸，现在都用电动工具了，这扳手早该退休了。"王磊说。
王建军没说话，拿起扳手拧了拧桌上的螺丝，"咔哒"一声，松紧正好。"你看，"他看着儿子，"这扳手认手艺不认年代。当年厂里提倡学技术，工人能管事儿，干部能干活，不是因为穷，是因为大家信'凭本事吃饭'，信'厂子是咱自己的'。八级工的工资是不低，可更金贵的是，走到哪儿都有人敬你一声'师傅'。"
王磊看着父亲手里的扳手，突然想起车间老照片里的灯。那灯照着张师傅的八级工证书，照着周厂长沾满油污的工装，照着王建军年轻时长满老茧的手，也照着一个时代的信念——技术是硬通货，劳动最光荣，当工人能挺首腰杆，管厂子能尽心尽力，日子就能在扳手的转动里，拧出实实在在的甜。
那盏灯早就换了LED灯泡，可王建军总觉得，光还是当年的光，暖烘烘的，照着每一个靠手艺吃饭的人，照着每一个把车间当家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