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军拿着正式工的工资袋回到家时，李桂兰正趴在缝纫机上给邻居改衣服。听到门响，她抬头看见儿子手里的牛皮纸袋，线团"咕噜"滚到地上："发工资了？多少？"
"西十三块五。"王建军把钱抽出来，三张十块的平平整整压在底下，上面是零碎的角票。李桂兰的手在围裙上蹭了蹭，接过钱时指尖发颤——这比王建国干了三十年的钳工还多五块。
"厂里还发了这个。"王建军从帆布包里掏出一小袋白糖，"说是给有孩子的职工发的福利，咱家虽然没孩子，但主任说我刚结婚，早晚用得上。"
李桂兰把白糖锁进柜子最上层，那是专门放细粮和稀罕物的地方。"这厂子，真把职工当自家人疼。"她念叨着，突然想起什么，"对了，你赵叔家的小子该上小学了吧？听说厂里的子弟学校九月就招生。"
王建军心里一动。他刚结婚，妻子林晓梅是总厂的挡车工，俩人正盘算着要孩子。针织厂的子弟学校就建在厂区后身，红砖墙围着两排平房，操场是用煤渣铺的，虽然简陋，却挂着"红旗针织厂子弟小学"的牌子，校长是从市重点小学退休的老教师，专门被厂里请回来的。
"不光学校，厂里的职工医院也快建好了。"王建军蹲下来帮母亲捡线团，"上周去仓库领劳保用品，看见工地在铺地砖，医生都是从市医院调过来的，说是以后头疼脑热不用出厂区，连住院都能报销八成。"
李桂兰叹了口气："你爸当年在机床厂，哪有这待遇？生个病还得自己排队挂号，孩子上学更是托关系找门路。"她说着往窗外看了眼，对面筒子楼的张婶正抱着孙子抹眼泪——张婶的孙子到了上学年龄，片区小学名额满了，正急得团团转。
八月底，子弟学校的招生简章贴在了厂门口的公告栏上。王建军路过时，那里己经围了不少人。赵卫东挤在最前面，手里攥着户口本和工作证："建军，快来！登记处就在传达室，我刚问了，只要是本厂正式职工，孩子年满六周岁就能上，不用托人！"
王建军探头往里看，传达室的长条桌上摆着登记表，劳资科的老张戴着老花镜，一边核对信息一边盖章。一个抱着孩子的女工笑着说："我家丫头去年还在乡下跟着姥姥，这刚回城就赶上厂里办学，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的好事。"
人群里有人搭话："可不是嘛！听说课本都是厂里掏钱印的，连校服都发两套，春秋装和夏装，不用自己买布料做。"
王建军想起插队时村里的小学，土坯墙，泥桌子，老师是个只念过初中的知青。他摸了摸口袋里的工作证，突然觉得这张硬纸片沉甸甸的——它不仅是一份差事，更是一个家的依靠。
转过年来，林晓梅生了个儿子，取名王磊。孩子刚满月，厂里的职工医院就派来护士家访，带着鱼肝油和育儿手册。"孩子满六个月就能来厂里的托儿所，就在子弟学校旁边，阿姨都是厂里选的细心人。"护士笑着说，"等孩子三岁，首接升幼儿园，跟小学连着，接送都方便。"
李桂兰抱着孙子，听着护士的话，眼眶又热了："这要是在以前，哪敢想啊......"
王磊三岁那年，顺利进了厂里的托儿所。每天早上，王建军骑着二八大杠自行车，前面大梁上坐着儿子，后面载着妻子，穿过厂区的林荫道，把孩子送到托儿所门口。那里总有阿姨笑着迎出来，接过王磊手里的小书包。
下午下班，托儿所门口比菜市场还热闹。工人们排着队，等着接孩子回家。王磊总爱跟在一个叫妞妞的小女孩后面，妞妞的爸爸是食堂的大师傅，每天都会给女儿带个白面馒头。"建军，晓梅，今晚食堂做红烧肉，早点来打。"大师傅隔着栅栏喊，手里还颠着锅。
厂里的食堂是职工们最爱的地方。早上的小米粥熬得稠稠的，就着咸菜和玉米饼，能吃出家的味道；中午的菜是一荤一素，白菜炖粉条里总飘着油花，偶尔还能吃到带鱼，五分钱就能打一大勺；晚上要是赶上加班，食堂还会留热乎饭，馒头管够。
"咱这工资，看着不多，可细算下来真不少花。"林晓梅一边给王磊喂饭，一边跟王建军说，"厂里发的劳保布，我给你做了件新衬衫；上个月发的肥皂票，够家里用半年；就连煤气罐，厂里都比外面便宜两块钱......"
王建军点点头。他每月西十三块五的工资，加上林晓梅三十七块的工资，加起来八十块五。扣除每月十五块的房租（厂里的家属楼，房租比外面便宜一半），剩下的钱要养着父母、自己一家三口，居然还能攒下点。"这都是厂里给的底气。"他心里想。
那年冬天，王建国突然咳得厉害，半夜里喘不上气。王建军急得要去市医院，李桂兰却拦着："去厂里的职工医院啊！半夜都有值班医生，还能报销。"
职工医院就在家属楼对面，步行五分钟就到。值班医生是个老大夫，给王建国听了听肺，又量了血压，说是慢性支气管炎犯了，开了药，还安排了住院。"老爷子是老职工家属，住院费报销七成，药费报八成，自己花不了多少钱。"大夫笑着说，"病房里有暖气，比家里还暖和。"
王建国在医院住了半个月，王建军每天下班都去陪护。病房里还有两个老头，一个是前几年退休的老厂长，一个是车间的老焊工。三个老头凑在一起，总爱聊当年建厂的事。"那时候哪有什么医院啊，生了病就靠扛，实在扛不住了，才去市里抓副中药。"老厂长叹着气，"现在好了，厂里啥都替咱想到了。"
出院那天，王建国看着医院门口"职工之家"的牌子，突然说："这辈子，值了。"
王磊上小学那年，子弟学校盖了新教学楼，红砖绿窗，教室里还安了吊扇。开学典礼上，校长站在主席台上，声音洪亮："咱们子弟学校，不仅要教孩子们读书，还要教他们学本事！以后啊，咱们厂的孩子，既能考大学，也能进厂子接班，条条大路通罗马！"
台下的家长们鼓起掌来，掌声里有期待，有安心。王建军看着儿子穿着崭新的校服，背着印着"红旗针织厂"字样的书包，走进教学楼，突然想起自己刚进工厂时的样子——那时他以为有份工作就够了，没想到这厂子真能像个家一样，把生老病死、柴米油盐都替职工们张罗得明明白白。
厂里的福利不止这些。夏天发防暑降温费，五块钱，够买两斤西瓜；冬天发烤火费，十块钱，能买一麻袋煤；女职工生孩子，产假工资照发，还能领十斤红糖、两斤鸡蛋；就连职工家里的水管坏了、灯泡不亮了，只要跟后勤科说一声，第二天就有人来修，一分钱不用花。
有次王建军家的屋顶漏雨，他正准备自己爬上去修，后勤科的老李带着两个年轻小伙来了，扛着梯子和沥青。"你小子是技术骨干，这点活哪用得着你动手？"老李笑着说，"厂里说了，职工家里有困难，咱就得帮着解决，不然还叫啥'以厂为家'？"
林晓梅在一旁给他们递水，心里暖烘烘的。她想起自己刚进厂时，有人说"大集体转来的正式工，根基浅"，可这几年，厂里从没把她当外人看。评先进时，车间主任说"晓梅干活踏实，该评"；分房时，厂里考虑到他们家人口多，给了个两居室。
"有时候我都觉得，这厂子比亲戚还靠谱。"林晓梅跟王建军说，"上次我妈来，看见咱家的煤气灶，说她邻居家买个煤气灶还得托关系，咱厂里首接统一配，又便宜又好用。"
王建军笑了笑，想起老周说的话。老周在化肥厂，厂里的福利也不少，分的房子带院子，孩子上学有班车，就连厂里的澡堂，都比外面的干净暖和。"咱工人阶级，就得有这待遇。"老周喝着酒，脸红扑扑的，"工资看着不多，可吃的、穿的、用的，厂里都包了，这日子过得踏实！"
踏实，是那个年代工人们最常说的词。西十三块五的工资，能让一家人吃饱穿暖；子弟学校的铃声，能让父母安心上班；职工医院的灯光，能驱散生病时的慌张。这些看似平常的福利，像一张细密的网，托着每个家庭稳稳地过日子。
王磊上初中那年，厂里盖了新的家属楼，带阳台和独立厨房。王建军家分了一套二楼的房子，搬家那天，车间的工友们都来帮忙。赵卫东扛着衣柜，累得满头大汗："建军，你家这房子，比我爸那时候强多了！我记得小时候，我家五口人挤在一间平房里，夏天热得睡不着。"
"可不是嘛。"王建军递给他一块毛巾，"厂里这几年效益好，福利也跟着涨，听说下个月要给职工发洗衣机票，还是名牌的。"
赵卫东眼睛一亮："真的？那我得赶紧攒钱，我家那台旧洗衣机，早就该换了。"
搬家后的第一个周末，王建军带着全家去厂里的电影院看电影。电影院就在子弟学校旁边，每周五晚上放两场，职工凭工作证免费看，家属半价。那天放的是《庐山恋》，林晓梅看得眼睛红红的，王磊趴在王建军腿上，一会儿就睡着了。
散场时，月光洒在厂区的路上，路灯亮堂堂的，照着下班回家的工人，也照着追逐打闹的孩子。王建国牵着李桂兰的手，慢慢地走，嘴里哼着年轻时的歌。王建军看着他们的背影，又看了看身边的妻子和熟睡的儿子，突然觉得心里满满的。
他想起刚返城时，那个蹲在煤堆旁捡煤渣的自己，那时他以为，能有个工作就谢天谢地了。可现在，他有了房子，有了安稳的日子，有了一个把职工当家人的厂子。这西十三块五的工资，撑起的不仅是一个家的开销，更是一代人的体面和尊严。
后来，王磊考上了大学，毕业后进了外企，拿着比王建军当年高几十倍的工资。有次回家，他看着父母厂里的老照片，好奇地问："爸，那时候工资那么低，你们怎么养活一大家子的？"
王建军指着照片里的子弟学校、职工医院、家属楼，笑着说："因为我们有个'大家'啊。厂里管着我们的吃穿住行，管着我们的生老病死，就像一棵大树，我们这些小家，都是树上的叶子，有大树遮风挡雨，叶子才能长得茂盛。"
王磊似懂非懂。他没经历过那个"以厂为家"的年代，不懂一块肥皂票的珍贵，不懂子弟学校铃声里的安心，不懂职工医院灯光下的踏实。但他看着父亲眼里的光，知道那是一种朴素的幸福——不用为明天发愁，因为身后有个厂子，像家人一样，稳稳地托着你。
多年后，红旗针织厂改制，子弟学校交给了地方，职工医院变成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但那些关于福利的记忆，却像厂门口的老槐树一样，深深扎根在王建军这代人的心里。他们记得西十三块五工资里的烟火气，记得子弟学校里的琅琅书声，记得职工医院里的暖光，更记得那句"以厂为家"——那不是一句口号，是实实在在的日子，是一个时代里，工人们最安稳的依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