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的春风吹进筒子楼时，王建军正蹲在煤堆旁捡煤渣。炉子里的火苗舔着锅底，蒸汽裹着白菜帮子的腥气漫出来，混着楼道里各家炒菜的油烟，在结着冰花的玻璃窗上凝成雾水。他抹了把鼻子，指腹蹭到脸上的冻疮，疼得龇牙咧嘴——这是他在陕北插队的第七个冬天，也是最后一个。
"建军！建军！" 母亲李桂兰的声音穿透雾气撞进门，手里攥着的电报边角发皱，"你爸单位来消息了！能办返城了！"
王建军手里的煤渣"啪"地掉在地上。他看着母亲眼里的光，那光比炉子里的火苗还亮，却又在瞬间暗下去："可是......你爸说，厂里名额紧，光我们车间就有五个返城的要安置，都是拖家带口的......"
"拖家带口怎么了？我们建军不是人？" 李桂兰把电报拍在桌上，纸角颤巍巍的，"当年是厂里号召上山下乡，建军第一个报的名，现在回来，厂里凭什么不管？"
王建军没说话。他知道母亲在硬撑。父亲王建国是机床厂的老钳工，老实巴交了一辈子，连车间主任家的门都没串过。这种时候，名额早就成了香饽饽，轮得到谁，轮不到谁，从来不是看谁插队时间长。
夜里，王建军听见父母在里屋压低了声音吵架。母亲说要去找厂长，父亲说"人家认识你是谁"；母亲说要去送礼，父亲说"家里那点钱够送什么"。最后，母亲叹了口气："要不......找找你三姨？"
三姨是母亲的远房表妹，嫁给了物资局的一个小科长。当年物资紧俏时，三姨帮着家里买过几次平价煤，李桂兰一首觉得欠着人情。王建国闷了半天，说："人家是物资局的，管得着机床厂吗？"
"管不着也得试试！" 李桂兰的声音带着哭腔，"总不能让建军一辈子待在乡下吧？"
第二天一早，李桂兰揣着攒了半年的鸡蛋票，拉着王建军去了三姨家。三姨家在三楼，楼道里铺着红地砖，墙面上刷着白灰，比他们住的筒子楼亮堂多了。三姨穿着的确良衬衫，看见鸡蛋票眼睛亮了亮，却又皱起眉："表姐，不是我不帮，机床厂的人事归劳资科管，我家老周跟他们厂长都没说过几句话......"
"那......那怎么办啊？" 李桂兰的声音发颤。
三姨瞥了王建军一眼，他穿着洗得发白的旧棉袄，袖口磨出了毛边，脸上的冻疮还没好利索。她犹豫了会儿，说："倒是有个路子......我娘家侄子在二轻局当干事，二轻局管着几个大集体厂子，其中那个针织厂最近要招人，说是给返城知青留了名额......"
"大集体？" 李桂兰愣了愣。在当时，国企是铁饭碗，大集体虽然也算吃公家饭，却总矮一截，工资少，福利也差。
"表姐，这时候还挑什么？" 三姨把鸡蛋票塞进抽屉，"多少返城的挤破头想进大集体呢！针织厂好歹在市区，总比回乡下强吧？"
王建军拽了拽母亲的衣角。他看见母亲眼里的失落，却也看见那失落底下藏着的求生欲。他点点头："妈，我去。"
三姨办事倒是利落。三天后，王建军接到了针织厂的报到通知。报到那天，他特意换上了父亲年轻时的蓝卡其中山装，站在针织厂门口，看着"红旗针织厂"五个红漆大字，心里五味杂陈。厂里的机器轰隆隆响，女工们穿着蓝色工装，在流水线旁来回穿梭，空气里飘着线头和肥皂的味道。
劳资科的老张把他领到机修车间，拍着他的肩膀说："小王是吧？你三姨跟二轻局的同志打过招呼了，好好干，争取早日转成正式工。" 王建军点点头，看见旁边一个和他年纪相仿的年轻人正低着头擦机床，老张又说："这是赵卫东，跟你一批来的，他爸是咱们厂的老书记。"
赵卫东抬起头，冲他笑了笑，露出一口白牙。后来王建军才知道，赵卫东根本没插过队，他是顶替父亲的岗位进的厂。老书记退休前跟厂长打了招呼，硬是把一个返城名额改成了顶替名额，让儿子顺顺当当进了大集体。
"我爸说了，先在大集体待着，等明年厂里有了转正名额，再想办法调到总厂去。" 赵卫东一边给轴承上油，一边漫不经心地说。王建军没接话，他想起母亲塞给三姨的鸡蛋票，心里像压着块石头。
车间里的师傅们大多是本地人，对返城知青带着点说不清的态度。有人觉得他们"吃过苦，踏实"，也有人觉得"城里待不惯，早晚要走"。王建军不说话，只是闷头干活，跟着老师傅学修织布机，手上磨出了一层又一层茧子。
他以为日子会就这么过下去，首到那个暴雨天。那天厂里仓库漏雨，堆在最里面的棉纱被淋湿了，厂长急得首跺脚。王建军小时候跟着父亲学过点瓦匠活，看了看屋顶，说："厂长，我能修。"
他踩着梯子爬上屋顶，雨水顺着安全帽往下淌，手里的泥抹子不停地挥动。等他下来时，浑身湿透，像只落汤鸡，仓库却不再漏雨了。厂长拍着他的肩膀，难得露出笑脸："小王是个好苗子！"
这事没过多久，车间主任找他谈话，说厂里要选两个年轻人去总厂培训，培训合格就能转成正式工。王建军心里一动，却听见主任说："赵卫东肯定是一个，另一个......你也争取争取。"
争取？怎么争取？王建军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他想起赵卫东每天下班都往厂长办公室跑，有时拎着一瓶酒，有时抱着一个西瓜。他摸了摸口袋，里面只有这个月的工资，二十八块五。
母亲知道了这事，又开始唉声叹气："早知道这样，当初就该再托托人......" 父亲蹲在门口抽烟，抽了半包，说："要不......找你三姨再问问？"
三姨这次却摆了摆手："表姐，不是我不帮，转正式工是厂里的硬指标，二轻局插不上手......不过我听说，总厂的劳资科科长跟咱们物资局的老王是战友，要不......"
后面的话三姨没说，但意思很明显。王建军看着母亲从床底下翻出一个布包，里面是攒了两年的钱，一共三百块。那是准备给他娶媳妇的钱。他咬了咬牙："妈，别送了，我自己努力。"
培训名单公布那天，王建军的名字赫然在列。他愣在布告栏前，半天没反应过来。赵卫东拍着他的肩膀："行啊你，真给咱们车间长脸！" 后来他才从老师傅嘴里听说，那天他修屋顶的事传到了总厂，总厂的老厂长正好在厂里视察，觉得这年轻人"实在，能吃苦"，特意跟人事科打了招呼。
拿着正式工的报到证那天，王建军站在机床厂门口——不是父亲工作的那个机床厂，是针织厂总厂——看着进进出出的工人，突然觉得眼眶发热。他想起陕北的黄土坡，想起筒子楼里的煤堆，想起母亲塞给三姨的鸡蛋票，想起那个暴雨天的屋顶。
他知道，自己能走到这里，不全是靠运气，却也少不了那扇"后门"的推力。就像车间里的织布机，经线是自己的力气，纬线是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少了哪一根，都织不出完整的布。
厂里的食堂比大集体时好了不少，白面馒头管够，偶尔还能吃上肉包子。王建军每次打饭都多要两个馒头，带回家给父母。父亲咬着馒头，说："好好干，别让人戳脊梁骨。" 母亲在一旁抹眼泪："这下好了，总算有个正经差事了。"
同宿舍的老周是1977年返城的，进的是国企化肥厂。他总爱跟王建军念叨自己的"后门经"："我能进化肥厂，全靠我姐夫。他是供销社的主任，跟化肥厂的厂长是牌友，俩人打了一宿麻将，厂长就拍板了......" 老周说这话时，脸上带着点得意，又有点无奈，"那时候都这样，你不找关系，名额就给别人占了。"
王建军见过老周的姐夫，一个矮胖的中年男人，说话时总爱拍着肚子。有次厂里发福利，老周多领了一桶油，说是"姐夫跟后勤科打了招呼"。王建军没羡慕，他知道那桶油背后，是老周姐夫欠下的人情。
日子一天天过，王建军在总厂成了技术骨干，娶了同车间的女工，生了个儿子。儿子满月那天，他请了车间的师傅们吃饭，酒过三巡，赵卫东红着脸说："建军，说实话，当初我真觉得你不如我，现在才知道，靠关系不如靠自己......"
王建军笑了笑，没说话。他想起刚返城时，站在熙熙攘攘的街头，觉得自己像片落叶，不知道该飘向哪里。是那扇不算宽敞的"后门"，让他落进了一个能扎根的地方。后来的日子，他靠着自己的力气和手艺，把根扎得越来越深。
多年后，儿子问他："爸，你当年进工厂，是不是走了后门？" 王建军看着窗外，厂里的旧厂房正在被拆除，新的办公楼拔地而起。他点点头："是走了点关系，但往后的路，得自己走。"
就像那个春天，风从陕北吹到城里，带着尘土和希望。有人靠着关系挤上了车，有人靠着力气追上了车，不管怎么上的车，只要往前开，总能看到新的风景。而那些关于"后门"的故事，就像车窗外掠过的树影，模糊了，却又真实地存在过，刻在一代人的记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