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本上信仰之光

2025-08-20 4291字 5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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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录本里的信仰之光——中田村的理论学习热潮

一、油灯下的《资本论》

1970年的冬夜,中田村的煤油灯比往常亮得更晚。陈建军坐在崇德堂的八仙桌旁,借着昏黄的灯光,用放大镜看着那本封面磨破的《政治经济学概论》。书页上满是密密麻麻的批注,有的是用红铅笔圈出的重点,有的是用毛笔写的疑问,像一片被开垦过的土地。

"剩余价值就是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王卫东捧着语录本,大声念着刚学到的理论。这个曾经的红卫兵小将,如今成了村里理论学习小组的组长,胳膊上的红袖章换成了"学习委员"的布标,依然红得醒目。他身边围坐着十几个年轻人,李红兵正用钢笔把"剥削"两个字抄在笔记本上,笔尖在纸上划过的声音,在寂静的夜里格外清晰。

陈建军放下放大镜,揉了揉酸涩的眼睛。这本《政治经济学概论》是他从公社图书室借来的,书脊己经用线缝过三次,扉页上还留着前几任读者的名字。他翻到"资本家通过延长劳动时间榨取绝对剩余价值"那一页,想起荣鸿生在无锡的纺织厂——当年工作队批判他"压榨工人",原来理论依据在这里。

"陈大爷,您给说说,这剩余价值到底咋算?"王卫东的弟弟王卫国举着煤油灯凑过来,灯光照亮他满是求知欲的脸。这个刚满十六岁的少年,对书本的热情远超当年哥哥对大字报的狂热。陈建军指着书上的公式:"比如你一天干十个小时活,创造的价值够买两斤米,但资本家只给你一斤米的工钱,剩下的那一斤,就是被剥削的剩余价值。"

"太可恶了!"王卫国把拳头攥得咯咯响,"难怪毛主席说资本家是吸血鬼!"李红兵在一旁点头:"书上说帝国主义就是垄断的资本主义,他们靠剥削全世界过活,早晚要灭亡!"年轻人的声音越来越激动,像要把书本里的理论,变成投向敌人的石头。

窗外的北风卷着雪花拍打窗棂,屋里的油灯却越烧越旺。陈建军看着这些在理论里热血沸腾的年轻人,忽然想起二十年前大炼钢铁的夜晚——同样的狂热,只是当年的斧头换成了现在的钢笔,当年的土高炉换成了现在的书本。他轻轻叹了口气,把《概论》翻到"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那一页,心想:或许理论和实践之间,总隔着一段需要丈量的距离。

二、田埂上的阶级分析

开春后,中田村的理论学习从屋里搬到了田埂上。王卫东带着学习小组,把《列宁选集》里的"帝国主义论"抄在木板上,插在村口的老槐树下;李红兵则用白石灰在墙上画了"剥削链条图",从"资本家"画到"帝国主义",箭头像一条条锁链,看得村民们心里发紧。

"你们看这稻子,"王卫东站在田埂上,对着围观的村民宣讲,"咱们辛辛苦苦种出来,交了公粮剩下的才够自己吃,这就是被剥削的剩余价值!"王卫国在一旁补充:"书上说,等实现了共产主义,劳动就不是谋生手段,而是生活需要,到时候想吃多少吃多少!"

陈建军蹲在田里薅草,听着年轻人的宣讲,手里的动作没停。他想起1958年公社化时,大家也喊过"共产主义"的口号,最后却饿了肚子。他不是不信理论,只是觉得田埂上的稻子,比书本上的词汇更实在——长势好不好,虫害多不多,这些才是庄稼人最该琢磨的事。

理论学习很快和生产劳动结合起来。学习小组给村里的地分了"阶级":高产田叫"社会主义田",低产田叫"资本主义尾巴";勤快的社员被评为"无产阶级先锋",稍偷懒的就被说成"受了剥削思想腐蚀"。王卫国甚至给家里的老黄牛也贴了标签:"为社会主义拉犁的劳动模范"。

最让陈建军哭笑不得的是"剩余价值计算法"。王卫东要求记工分时,必须算出每个劳动日的"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连妇女们纳鞋底,都要按"每针创造的价值"记工分。会计老张愁得首掉头发:"建军哥,这针脚有长有短,咋算啊?"

有天夜里,陈建军把王卫东叫到白雪堂前。月光透过竹叶洒在地上,像碎银。"卫东,"他指着堂前的翠竹,"竹子要一节节长,理论要一点点学。你爹当年种稻子,从不急着拔苗助长,你现在咋忘了?"王卫东低头踢着石子:"陈大爷,我是想让大家早点明白道理,早点过上好日子。"

三、批判会上的理论交锋

随着学习深入,中田村开始出现"理论批判会"。不是批斗人,而是批驳"错误思想"——有人说"还是单干好",就被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有人说"外国的机器真先进",就被上纲上线到"崇洋媚外,忘记帝国主义侵略本质"。

李红兵成了批判会的主力。他引用《资本论》里的句子,把"错误思想"批得一无是处。有次张老五说"想给儿子买块上海手表",被他抓住把柄:"手表是商品,你想用货币购买,就是受了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腐蚀!"张老五被说得脸红脖子粗,再也不敢提买手表的事。

王卫东却渐渐感到困惑。他在学习《哥达纲领批判》时,看到马克思说"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还存在资产阶级法权",这和他理解的"绝对平等"不一样。他去问陈建军,老人正在修补农具,头也没抬:"就像这锄头,有的人用得顺手,有的人用不惯,强求一样,反而干不好活。"

村里的年轻人分成了两派。王卫国为首的"激进派"认为要"彻底消灭一切剥削痕迹",连家里养的鸡鸭都要充公;李红兵为首的"理论派"则主张"按马克思主义原理循序渐进",两人常为"商品经济是否完全错误"争得面红耳赤,最后都要去找陈建军评理。

陈建军的办法很简单:"别光说不练。激进派的去种'共产主义试验田',理论派的去搞'科学种植示范田',秋收时看谁的产量高。"结果到了秋天,两亩田的收成不相上下,王卫国和李红兵蹲在田埂上,看着沉甸甸的稻穗,忽然觉得那些争论,还不如多施一把肥实在。

批判会渐渐少了,取而代之的是"理论联系实际"座谈会。村民们不再空谈"剩余价值",而是讨论"如何提高工效减少无效劳动";不再批判"资产阶级法权",而是琢磨"如何按劳分配更合理"。陈建军看着这些变化,把那本《政治经济学概论》的第78页折了个角——那里写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西、语录本外的世界

1973年,村里来了个插队的知青,叫林晓光,上海人,带着一箱子书,其中有本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他的到来,像给中田村的理论学习吹进一股新风。

林晓光不喜欢空谈理论,却会用《资本论》里的观点分析村里的生产:"咱们的记工分制度,其实存在'平均主义大锅饭',这不符合马克思说的'按劳分配'。"他帮着王卫东改进工分计算法,把"剩余价值理论"变成"劳动效率考核表",谁干得多干得好,谁就能多得分。

王卫国跟着林晓光学英语,把"unism"(共产主义)写在笔记本扉页上。林晓光告诉他:"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是方法。就像这英语单词,知道意思不难,难的是会用。"王卫国似懂非懂,却把这句话记在了心里。

李红兵则和林晓光一起研究《列宁全集》里关于农业合作社的论述。他们发现,列宁强调"要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政策",这让李红兵想起爷爷李茂才常说的"看天吃饭,量体裁衣",原来老祖宗的智慧和革命理论,竟有相通之处。

陈建军把林晓光当成忘年交,常请他到家里喝茶。两人聊得最多的,是"共产主义"到底是什么样子。林晓光说:"肯定不是大家都穿一样的衣服、吃一样的饭,而是每个人都能自由发展,就像田里的稻子,有高有矮,但都能。"陈建军点点头:"就像咱中田村,有人会种地,有人会织布,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这才是好日子。"

知青带来的不只是书本知识,还有外面的消息。林晓光说,现在城里也在学习理论,但更注重"抓生产";说帝国主义确实还在搞侵略,但他们的科技也有值得学习的地方。这些话让中田村的年轻人第一次知道,语录本外的世界,比书本里的理论更复杂,也更生动。

王卫东偷偷在笔记本里夹了片稻叶,旁边写着:"剩余价值理论再对,也得先让稻子长好。"李红兵则把林晓光带来的《农村经济学》抄了一遍,发现里面的"规模经营""成本核算",和他学的"政治经济学"并不矛盾。

五、信仰的底色

1975年,林晓光回城了,临走时把那本英文版《共产党宣言》送给了王卫东,扉页上写着:"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既要懂理论,更要爱人民。"王卫东把书用红布包好,藏在白雪堂的匾额后面,像藏着一份珍贵的信仰。

这年冬天,中田村的理论学习小组改成了"农业技术研究会"。王卫东带着大家学科学种田,用"劳动价值论"计算成本收益;李红兵则编写了《中田村生产手册》,把马克思主义理论里的合理成分,变成了通俗易懂的种田口诀。

陈建军看着年轻人的变化,心里很欣慰。他把那本磨破的《政治经济学概论》还给公社图书室,借书登记本上,他在自己名字后面写了句话:"理论是灯塔,实践是航船,缺一不可。"

后来,王卫东考上了农业大学,学的是农业经济管理,他的毕业论文写的是《剩余价值理论在现代农业中的应用研究》,用的案例就是中田村的实践。李红兵则成了县党校的老师,讲课时总爱说:"马克思主义不神秘,就藏在咱农民的汗珠子里,藏在地里的庄稼苗里。"

王卫国没考上大学,留在村里当了支书。他把林晓光写的那句话刻在村委会墙上:"各尽所能,各取所需,首先要让土地多打粮。"他带领村民搞起了集体果园,用"按劳分配"的原则分红,每年春节,果园里的苹果熟了,家家户户都能分到,像极了书本里描述的"共同富裕"。

如今,陈建国在民宿的书架上,摆着一套泛黄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是王卫东后来送的。书里夹着当年中田村理论学习小组的笔记,字迹稚嫩,却透着真诚。"我父亲说,"陈建国指着扉页上的批注,"那时候的学习虽然有些教条,但大家信的是'人人平等、共同富裕',这份初心是真的。"

夕阳透过窗棂,照在书页上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字样上,泛着温暖的光。远处的田埂上,村民们正在用现代农业机械收割,笑声随着金浪起伏。那些曾经被反复诵读的理论词汇,或许己经被淡忘,但它们背后的信仰——对公平的追求,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却像中田村的土地一样,深深扎了根,长出了如今的郁郁葱葱。

或许,每个时代的信仰表达都有其局限,就像当年的年轻人捧着语录本时,未必完全懂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但那些在油灯下读过的文字,在田埂上进行的讨论,在实践中获得的领悟,终究会沉淀为一种力量——让人们相信,通过劳动和奋斗,通过对真理的不断探索,总能一点点靠近理想中的美好社会。而这,或许就是马克思主义最朴素的生命力,不在书本的教条里,而在一代代人脚踏实地的追求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