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郑的工具箱锁第三次卡住时，他终于承认，这把用了西十年的铜锁，是真的老了。他蹲在731电子所的老家属院门口，阳光透过斑驳的梧桐叶，在锁孔里投下细碎的光斑，像极了当年车间里电路板上闪烁的指示灯。
“郑工，还修呢？”收废品的老王蹬着三轮车经过，车斗里堆着半车废铁，“所里那批旧仪器，昨天全拉走了，说是按斤称，八毛五一斤。”
老郑的手顿了顿，螺丝刀在锁孔里拧出刺耳的摩擦声。“那批频谱仪，当年是从德国进口的，一台能买三套房子，”他声音发哑，“现在……按斤称？”
老王叹了口气：“谁说不是呢？我去拉的时候，看见年轻的技术员正往车上扔电路板，上面的焊点还亮闪闪的，像是昨天刚焊的。”
731电子所，这个刻在老郑生命里的名字，曾是这座城市的骄傲。上世纪六十年代，为了突破国外的技术封锁，国家在郊区的山坳里建起了这个研究所，编号“731”，对外只称“电子设备厂”。老郑是1978年进所的，当时他刚从技工学校毕业，分配到调试车间，跟着师傅们焊电路板、测信号。
“那时候条件苦啊，”老郑着工具箱上的划痕，“车间是土坯墙，冬天漏风，我们就裹着军大衣干活；示波器是苏联淘汰的，屏幕上的波形时断时续，我们就用铅笔在纸上画，一点点校准。”可大家心里燃着一团火，所里的标语写着“造出中国自己的芯片，让外国人刮目相看”，每天下班，办公楼的灯能亮到后半夜，食堂的师傅提着保温桶往车间送夜宵，总能听见此起彼伏的讨论声：“这个电容参数不对”“频率漂移得控制在0.1赫兹以内”。
1985年，所里研制的第一台数字信号处理器问世，打破了美国的技术垄断。那天，全所人在操场上敲锣打鼓，所长把奖状贴在宣传栏最显眼的地方，红纸上的“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烫金大字，在阳光下能晃花眼。老郑记得，调试组的组长老杨，抱着处理器哭了——为了攻克最后一个技术难关，他在车间睡了整整一个月，孩子出生都没回家。
那是731电子所最辉煌的年代。研究所从山坳搬到了市区，盖起了六层的科研楼，门口的牌子换成了“731电子技术研究所”，不再需要保密。全国各地的高校毕业生挤着要来，连门口传达室的大爷，都能说出“CMOS”“集成电路”这些专业词。所里办的家属院，成了全市最热闹的地方：傍晚时分，下班的技术员们聚在楼下，手里拿着图纸讨论方案；孩子们在操场上追逐，嘴里喊着“我爸造的机器能上卫星”；就连菜市场的小贩，都知道“731的人脑子灵光，算账快”。
老郑的工具箱，就是那时候添的新物件。铜锁是他特意去五金店挑的，说要“锁住技术秘密”。箱子里装着他攒下的宝贝：磨得发亮的镊子，刻着刻度的调试笔，还有一块用了二十年的万用表——表盘上的漆掉了大半，可测量精度始终没差过。他常跟徒弟们说：“咱们干电子的，手里的工具得跟自己的手一样亲，焊点差一丝，机器就可能出大错。”
转折点出现在2000年以后。市场经济的浪潮涌来，研究所开始改制，要求“自负盈亏”。年轻的领导们觉得“搞科研太费钱”，不如“搞房地产来钱快”。先是把研发车间改成了出租房，租给做小商品批发的商户；接着卖掉了后山的试验基地，开发商在那里建起了别墅区，名字叫“科技精英苑”。
“那时候就不对劲了，”老郑皱着眉，“所里开会，讨论的不再是技术难题，而是‘怎么拿地’‘怎么贷款’。有次我去办公室交调试报告，听见领导跟人打电话：‘那片地容积率再提高点，多盖两栋楼’，气得我把报告摔在了桌上。”
技术员们渐渐心凉了。有能力的，要么跳槽去了深圳的科技公司，要么自己开了电子厂；留下的，也大多混日子，每天对着电脑炒股、聊天。老杨退休前，把自己攒了一辈子的技术笔记交给老郑，红着眼说：“郑子，这研究所怕是要完了。当年咱们发誓要造中国最好的芯片，现在……连焊电路板的车间都没了。”
2010年，所里最后一条生产线停了。取而代之的，是“731电子科技产业园”的招牌，里面入驻的都是网络公司、广告公司，最显眼的是一家网红首播基地，主播们在曾经的调试车间里跳着舞，背景墙上还留着当年刷的标语：“严谨求实，精益求精”。
老郑舍不得走，申请调到了仓库，守着那些旧仪器。他给示波器蒙上防尘布，给电路板套上塑料袋，像照顾老朋友一样。有次，一个年轻的工程师来参观，指着一台老式信号发生器说：“郑师傅，这东西早就淘汰了，留着没用。”老郑瞪了他一眼：“你知道这台机器测过多少卫星信号吗？当年嫦娥一号上天，用的就是它的同款型号！”
去年冬天，所里贴出了拆迁通知，说要“建设高端商务区”。老郑去办公楼找领导，看见走廊里挂着新的规划图：原来的科研楼要改成写字楼，家属院要拆了盖商场，只有门口那棵老梧桐，标注着“保留景观树”。
“我们几十年的心血，就换来个‘景观树’？”老郑气得手发抖，“当年为了研究所，多少人把家安在这，孩子在这里出生，老人在这里养老，现在说拆就拆？”
领导拍着他的肩膀，说这是“发展的必然”：“郑师傅，现在是互联网时代了，谁还搞这些老电子元件？你看人家搞首播的，一天能挣几十万，比你们一辈子搞科研都强。”
老郑没说话，转身回了仓库。他打开工具箱，把那块万用表揣进怀里，又把老杨的技术笔记小心地包好。窗外，拆迁队的推土机己经开进了院子，正对着当年的研发楼，烟囱上“731”的编号，在夕阳下像个模糊的泪痕。
搬家那天，老郑最后看了一眼车间。墙角的焊锡丝还剩下半卷，地上的划痕是当年固定仪器留下的，窗台上的仙人掌，是他亲手栽的，如今顶着个小黄花，在空荡荡的屋子里摇晃。他忽然想起刚进所时，师傅教他的第一句话：“电子元件这东西，看着小，可缺了它，再大的机器也转不起来。人也一样，得做个有用的‘元件’，不能当‘废铁’。”
现在，他站在空荡荡的家属院门口，手里捏着那把打不开的铜锁。收废品的老王又过来了，说要帮他把工具箱拉走。老郑摇摇头，把箱子抱在怀里：“不用，我自己扛着。”
他慢慢往新家走，背影在柏油路上拉得很长。怀里的工具箱沉甸甸的，装着半世纪的焊点、图纸和回忆，也装着一个时代的荣光与叹息。远处的商务区己经盖起了高楼，玻璃幕墙反射着刺眼的光，可老郑总觉得，那里再繁华，也比不上当年车间里，示波器屏幕上跳动的那一点微光——那是真正属于731电子所的光，微弱，却曾照亮过中国电子工业的一段路。
走到街角的废品站，老郑看见一堆旧电路板，上面的焊点果然像老王说的那样，亮闪闪的。他蹲下来，小心翼翼地捡起一块，用袖子擦了擦，忽然想起1985年那天，全所人在操场上欢呼的场景。阳光正好，风里飘着焊锡的味道，年轻的技术员们举着奖状，喊着“731万岁”，声音能传到云里去。
老郑的眼泪，终于忍不住掉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