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周蹲在湘湖边的石阶上，手里捏着张皱巴巴的报纸。头版照片上，横店影视城的新景区正在剪彩，鎏金大字写着“总投资超300亿，打造全球最大影视基地”，主席台上的老板意气风发，身后是刚建成的仿唐宫殿群，琉璃瓦在阳光下闪得刺眼。
“三百亿啊……”他对着湖面叹口气，声音被风吹散在水波里。湖对岸的芦苇荡正抽出新芽，去年政府规划的“文旅产业园”牌子还插在泥里，白色的塑料板被雨水泡得发涨，上面的“投资估算50亿”字样褪了色——这己经是第三次修改规划了，从“科创基地”到“生态公园”，最后定了文旅，却迟迟不见动静。
老周是土生土长的湘湖人，年轻时在村办的五金厂当车工，后来厂子黄了，跟着儿子去义乌做辅料生意。这两年年纪大了，回了老家，每天雷打不动来湖边坐会儿。他总觉得这湘湖不该就这么闲着：“你看这水，这树，离杭州城里就半小时车程，建啥不比那假宫殿强？”
这话他跟来考察的干部说过。去年春天，几个穿西装的人在湖边架起测绘仪，老周凑过去搭话，说自己在义乌待了十年，见惯了“无中生有”的门道。“义乌那地方，当年连条像样的公路都没有，农民推着三轮车走街串巷收鸡毛换糖，现在呢？”他掰着手指头数，“国际商贸城占了五个足球场大，每天有二十万外商进货，外贸额比好些省都高。”
干部们笑着点头，说湘湖有自己的规划，“要走高端路线”。可老周不明白，啥叫高端？他记得义乌的老板们，开着几十万公里的旧面包车，在市场里跟外商讨价还价到深夜，盒饭就着矿泉水吃，可他们的货能卖到全世界。前年他帮儿子去义乌进货，见着个做吸管的老板，说自己的厂一天能产八亿根吸管，占了全球市场的西成，“一根吸管赚一分钱，可架不住量大啊”。
那天从湖边回来，老周翻出儿子带回来的义乌市场画册。里面没有高楼大厦，全是密密麻麻的摊位，卖纽扣的、拉链的、发卡的，最不起眼的小物件，却标着“出口美国”“供应欧洲”的字样。有张照片他看了很久：凌晨西点的物流中心，几百辆货车排着队装货，司机们趴在方向盘上打盹，车窗上结着霜，可车斗里的纸箱堆得像小山，印着“中国制造”的胶带在晨光里发亮。
“这才是干事的样子。”老周着画册，想起自己在五金厂的日子。那时候厂里没有先进设备，车床还是五十年代的老古董，可师傅们凭着“土办法”，硬是把零件精度磨到0.1毫米以内。有次赶出口订单，全厂人三天三夜没合眼，他的手被车床蹭掉块皮，裹着纱布继续干，最后货如期装上船，厂长在庆功会上哭了，说“咱农民也能造出外国人认的东西”。
可现在，这样的劲头好像少见了。他听说邻市花了二十亿建了个“科幻主题公园”，开业半年就倒闭了，钢筋水泥的机器人雕塑被野草围着，像个笑话。还有些地方，把良田推平了搞“影视基地”，拍了两部戏就荒着，农民想回去种地都不成。
“三百亿扔在横店，能盖多少个车间？能养多少技术工人？”老周跟晨练的老友们算账，“义乌的小商品市场，最初就是几间铁皮棚，政府没花多少钱，就是给商户们办执照、修公路，剩下的全靠老百姓自己闯。现在呢？一个市场带活了周边十几个县，连老太太都知道‘外贸’‘订单’这些词。”
老友里有个退休教师，接过话头：“这就是‘实’和‘虚’的区别。义乌人干的是‘实’的，一针一线、一钉一铆，看得见摸得着；有些地方追的是‘虚’的，影视啊、网红啊，看着热闹，一阵风就没了。”他指着报纸上横店的照片，“你看这仿古建筑，砖是假的，瓦是假的，连门口的石狮子都是树脂做的，能顶啥用？”
这话让老周想起去年去义乌参加的一个展销会。会上有个做打火机的老板，拿着自家产品跟外国客商演示：“你看这火苗，防风、耐用，一块五一个，比日本的便宜三成。”客商拿起打火机反复看，用生硬的中文问：“质量？”老板拍着胸脯：“我儿子就在车间盯着，不合格的一个都别想出厂！”最后当场签了五十万的订单。
那天晚上，老周在义乌的夜市上逛，看见卖钥匙扣的摊主用计算器跟非洲客商讨价还价，计算器上的数字跳来跳去，两人脸上都带着笑。摊主说，自己原来在老家种地，来义乌三年，现在能认出十几个国家的货币，还学会了几句简单的外语。“这地方不问你啥出身，就看你肯不肯干，”他说，“哪怕你卖根牙签，只要做得好，照样能发家。”
相比之下，老周觉得有些地方的发展像“搭戏台”，布景华丽，锣鼓喧天，可唱的都是别人的戏。他听儿子说，横店有个村子，原来种水稻一年能收千斤粮，改成“影视村”后，村民都去当群演，穿龙袍的、扮太监的，一天挣八十块钱，可农田荒了，年轻人也不想学种地了。“这戏要是有一天不唱了，他们靠啥过活？”
上个月，老周的孙子在学校写作文，题目是《我的家乡》。孙子写道：“爷爷说，以前湘湖边有工厂，工人叔叔能造出机器，现在湖边要建游乐园，能坐过山车。”老周看了心里不是滋味，他给孙子讲起自己年轻时在五金厂的事，讲零件怎么淬火，齿轮怎么咬合，孙子听得眼睛发亮：“爷爷，机器比过山车厉害吗？”
“厉害多了，”老周摸着孙子的头，“机器能造汽车、盖房子，能让日子过得扎实。过山车再好玩，停了电就啥也不是。”
这话像根刺，扎在老周心里。他开始留意义乌的新闻，看到报道说那里的企业在研发新材料，连一根吸管都能做成可降解的；看到商户们开首播，把小商品卖到了东南亚；看到政府建了“海外仓”，让义乌的货在国外也能当天送到客户手里。“你看人家，没有资源就造资源，没有交通就修交通，不喊口号，就闷头干，”老周把新闻剪下来，贴在本子上，“这才是真本事。”
有天傍晚，老周又去了湘湖。夕阳把湖面染成金红色，几个年轻人正在湖边拍视频，举着手机说“这里要建网红打卡地了”。老周没打扰他们，只是蹲在石阶上，看着湖水里自己的倒影——头发白了，背也驼了，可眼睛里那点光，还像当年在车间里盯着零件时一样亮。
他想起义乌市场里那块“鸡毛换糖”的雕塑：一个农民挑着担子，一头是糖块，一头是收来的鸡毛，脚下是泥泞的路，可脸上带着笑。雕塑底座刻着一行字：“一分钱利润，千万人努力”。
三百亿，能建多少座影视城？能堆起多少虚假的繁华？老周不知道。但他知道，义乌人用几十年证明，真正的城市力量，不在仿古建筑的琉璃瓦上，而在车间里转动的机床上，在摊位前讨价还价的较真里，在千万个普通人“把小事做好”的踏实里。
风吹过湘湖，芦苇荡发出沙沙的响，像极了老五金厂车间里，机器运转的声音。老周站起身，拍了拍裤子上的土，往家走。他打算明天给儿子打个电话，问问义乌最近又出了啥新商品，也想跟孙子再讲讲，那些关于“实在”和“努力”的故事——这些故事，比任何影视城的剧本，都要动人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