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同伟在中央政法委的办公室里，指尖划过刚装订好的《基层法治人才培养白皮书》，封面上的烫金标题在日光灯下泛着暖光。桌角的日历停留在五月，距离《基层调解促进法》正式施行还有三个月，各地报送的调解员培训计划堆成了小山，每一份都浸透着基层的热气——这是他过去五年最扎实的成果，像亲手栽下的树，终于要连片成林。
敲门声打断了思绪，中央政法委秘书长推门进来，手里捏着份红头文件：“同伟，有新任命。”
文件上“京海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几个字刺得他眼睛发沉。京海——这座南中国的经济重镇，近年总出现在新闻角落，不是“GDP增速领跑全省”，就是“扫黑除恶专项行动取得阶段性成果”，可圈可点的文字背后，总藏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阴影。
“京海的法治建设是块硬骨头。”秘书长坐在他对面，指尖敲着文件，“省里报上来的材料显示，群众对执法满意度连续三年全省倒数，经济纠纷中的‘关系案’‘人情案’占比超过三成。更棘手的是……”他顿了顿，“那边的黑恶势力盘根错节，去年打掉的‘龙哥’团伙，只是冰山一角。”
祁同伟着文件边缘，想起三年前去京海考察时的情景：开发区的工厂彻夜轰鸣，而老城区的巷子里，联防队员收“保护费”的身影混在夜市摊的油烟里。当时他就跟同行的人说：“经济跑太快，法治跟不上，早晚要摔跟头。”
“组织上考虑过你的情况。”秘书长看出他的犹豫，“你在基层摸爬滚打多年，懂调解，更懂怎么在复杂局面里守住底线。京海需要这样的人。”
回到家时，林薇正在给念安讲绘本，书里的大老虎穿着警服，念安指着老虎尾巴上的“法”字问：“妈妈，这个字是不是爸爸常说的那个？”
祁同伟走过去，从背后搂住林薇的肩膀。她似乎早有预感，翻过一页书轻声问：“要去京海？”
“嗯。”他把脸埋在她发间，闻到熟悉的粉笔灰味，“那边情况复杂，可能……会很忙。”
“我知道。”林薇转过身，指尖抚过他眼角的细纹，“你刚工作时总说，法治建设就像修桥，总得有人去最险的河段打桩。京海就是那个河段。”她顿了顿，从抽屉里拿出个布包，“这是妈给你的，说你爷爷当年在战场上，就靠这个辨方向。”
布包里是块老式指南针，铜壳磨得发亮，指针在掌心微微颤动。祁同伟想起爷爷——那个在淮海战役里当司号员的老兵，总说“枪炮能赢战争，规矩才能守住江山”。
动身去京海那天，念安抱着他的腿哭：“爸爸别去，京海有大老虎。”幼儿园老师大概跟孩子讲过京海的扫黑新闻。祁同伟蹲下来，把指南针塞进儿子口袋：“爸爸去给大老虎立规矩，等你暑假，就去看爸爸修的‘桥’。”
京海的六月，湿热的风裹着咸腥味扑在脸上。市委安排的住处离海边不远，推开窗能看见货轮进出港口，塔吊的影子在凌晨三点的夜色里像沉默的巨人。祁同伟没让秘书安排欢迎会，第二天一早换了身便装，背着帆布包出了门。
第一站是老城区的菜市场。七点的市场挤得转不开身，水产摊的腥味混着油条的香气，摊主们用带着海蛎子味的方言讨价还价。祁同伟在个卖蛤蜊的摊位前蹲下，老板是个红脸膛的汉子，挥着刀说：“要买赶紧，等会儿联防队来‘检查’，看见外地人就找茬。”
“他们查什么？”
“查卫生呗，其实就是要钱。”老板往地上啐了口，“前阵子有个卖菜的不服，被他们把秤杆撅了，报警？警察来了说‘误会’，转头就跟联防队的勾肩搭背去喝酒。”
往前走没多远，果然看见三个穿联防服的人在收摊费，一个老太太拖着一筐青菜，被其中一个推得趔趄：“交五十块摊位费，少废话！”老太太哭着说：“昨天刚交过……”
祁同伟掏出手机录像，被其中一个发现了：“你拍什么？证件拿出来！”
“我是来买菜的。”祁同伟收起手机，“这摊位费有文件规定吗？”
那人梗着脖子：“规定就是我们说的算！”伸手就要抢他的包。
“住手。”祁同伟攥住他的手腕，指节用力，“我是祁同伟，市委政法委的。明天上午九点，让你们队长去政法委办公室一趟。”
三个联防队员脸色煞白，撒腿就跑。老太太拉住祁同伟的袖子，哆嗦着说：“您是……新来的祁书记？可别跟他们硬碰硬，他们背后有人。”
“谁？”
“说是……跟‘强哥’有关系。”老太太往市场深处努努嘴，“那边的沙场、码头，都归他管。”
“强哥”——高启强。这个名字在来京海前就听过，市公安局的材料里写他是“京海商会副会长”“优秀企业家”，但私下里，基层民警提起他，眼神总带着忌惮。
下午去开发区调研，管委会主任陪着他看厂房，嘴里不停说“营商环境全省最优”，可当祁同伟问起“企业遇到纠纷找谁解决”，主任的笑容僵了：“一般……找商会调解，高会长人面广，他说句话比法院管用。”
“比法院还管用？”祁同伟停下脚步，看向远处正在施工的工地，“那片是谁的项目？”
“是高会长的，建海鲜批发市场。”主任压低声音，“本来这块地是浙江老板先看上的，后来……听说夜里工地总‘丢东西’，浙江老板就撤资了。”
祁同伟想起《狂飙》里，高启强从鱼贩变成黑老大的轨迹——暴力不是最可怕的，可怕的是暴力披上“调解”“商会”的外衣，甚至和权力纠缠在一起，变成欺压百姓的工具。
调研第七天，祁同伟去了偏远的郊县。山路蜿蜒，两旁的桉树在风中摇晃，像无数双眼睛。镇派出所的民警小李偷偷告诉他：“祁书记，这边的采石场都被‘虎哥’控制着，工人都是外地来的，欠薪半年了不敢要，谁要就被打断腿。”
小李带他去采石场附近的工棚，十几个工人挤在漏雨的棚子里，一个西川籍的工人撩起裤腿，膝盖上的疤痕像条扭曲的蛇：“上个月我去要钱，被虎哥的人推下山崖，幸好被树挂住了。”
“为什么不报警？”
“报警？”工人苦笑，“虎哥的弟弟是副镇长，警察来了也就是劝我们‘好好商量’。”
祁同伟看着工人们磨破的解放鞋，想起自己年轻时在农村调研的日子——最苦的人，往往最相信“忍忍就过去了”，可忍耐换不来公道，只会让恶人更嚣张。
回市区的路上，车胎突然爆了。司机下去换胎时，发现轮毂上被扎了根钢钉。祁同伟看着窗外掠过的黑影，知道这是“警告”。他拿出手机，给市公安局局长打电话：“明天上午九点，召开全市政法系统会议，通知所有基层派出所长、法庭庭长参加，一个都不能少。”
挂了电话，他摸出爷爷的指南针，指针在颠簸中始终指向北方。海风从车窗缝钻进来，带着咸涩的气息，像在诉说这座城市的伤口。祁同伟知道，接下来的路会比想象中更难——要拆的不仅是黑恶势力，还有盘根错节的利益网，甚至是一些人早己麻木的“潜规则”。
但他没退路。就像爷爷说的，规矩不是写在纸上的，是要有人站出来，用骨头去撞，用命去守，才能让老百姓相信，这世上真的有公道可言。
夜色渐深，京海的灯火在远处亮起，像散落的星辰。祁同伟望着那些光，突然想起林薇的话：“修桥的人，总得先让自己变成桥墩。”他握紧方向盘，朝着灯火驶去——那里有需要守护的人，更有必须重建的法治之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