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西点零七分，雾从铁轨两侧的山谷里爬上来，像一条缓慢呼吸的巨蟒。老周提着人造革公文包，站在月台的黄线后面，皮鞋边缘沾着昨夜的雨水。他数了数，这是本月第三次错过末班车——不是错过，是故意错过。只有错过，才能等来这列从不存在于时刻表上的雾中列车。
检票口的女人今天换了指甲油，从猩红变成墨绿，像两片发霉的枫叶。她接过老周递来的车票时，指甲在紫光灯下闪了闪，那光斑里藏着半张人脸，是老周前妻去年冬天冻在冰柜里的表情。女人用打孔器在车票上凿出一个月牙形的缺口，齿痕整齐得像是某种仪式的开始。
老周走进第三节车厢时，闻到混合着铁锈与栀子花的味道。这味道让他想起1987年厂区的夜班，锅炉房的蒸汽管爆裂，烫死的栀子花从女工的发辫里滚进排水沟。他选了靠窗的位置，对面坐着个穿雨衣的男孩，雨帽底下露出半截耳机线，正随着不存在的音乐打拍子。
列车启动的刹那，车厢顶灯突然变成暗红色。老周看见自己的影子在车窗上融化，像被雨水冲开的劣质颜料。广播里传来电流杂音，接着是一个女声，用他母亲三十年前的口音说：“本次列车终点站——未至。”
穿雨衣的男孩在下一站消失了。老周低头系鞋带的功夫，对面只剩下一滩正在蒸发的水渍，形状像个人蜷缩着。列车员推着小车经过，铝制茶壶在颠簸中发出婴儿啼哭般的声响。老周要了一杯茶，茶叶在纸杯里舒展成一只小小的手，五指痉挛着抓住杯壁。
“要加奶吗？”列车员问。她制服领口别着枚生锈的回形针，针尖挑着根灰白头发。老周摇头，却看见对方往茶里倒了些透明液体——那东西在茶面结成薄膜，映出无数个正在衰老的自己。他想起体检报告上“阿尔茨海默初期”的诊断，主治医生的钢笔正好漏墨，在“初期”二字上晕开一团蓝黑色星云。
车厢连接处传来敲击声。老周走过去，看见个穿病号服的老人正用拐杖敲打窗户。老人左耳挂着助听器，右耳却别着朵塑料玫瑰，花瓣上沾着新鲜露水。“听。”老人把拐杖递给老周，金属杖头刻着行小字：1979.6.12——老周父亲火化那天的日期。
敲击声突然变得急促。车窗外的雾开始结晶，形成无数细小的镜子，每面镜子里都映着不同时间的老周：穿开裆裤的、戴红袖章的、在离婚协议上签字的……最角落的那面镜子里，有个穿蓝色工装的男人正把耳朵贴在铁轨上，像在聆听来自地心的秘密。老周认出那是父亲临终前三天，厂里派他去检查废弃隧道时的装束。
第七次报站时，列车驶入一片玉米地。成熟的玉米棒从车窗掠过，每个棒尖都长着人脸。老周看见其中一张是自己高中班主任，那张总是沾着粉笔灰的脸现在嵌在金黄玉米粒里，嘴唇蠕动着重复当年的训话：“周卫国！你这辈子注定一事无成！”
穿病号服的老人不知何时坐在了老周旁边，塑料玫瑰的花瓣掉了一片，变成张车票。老人用指甲在车票背面划拉着，发出类似砂纸摩擦的声音。“终点站要到了。”他说，“记得把影子留在座位上。”老周低头看，发现自己的影子确实正试图从皮鞋里爬出来，像团被踩扁的沥青。
广播再次响起，这次是个童声，唱着走调的《送别》。老周想起儿子五岁那年，在幼儿园汇演上把“长亭外”唱成“长毛外”，台下前妻笑得把录像机摔在地上。现在那盘录像带大概正在某个废品站的磁铁堆里，反复消磁又重组，就像他脑子里那些越来越模糊的记忆。
列车开始减速时，雾突然散开了。老周看见窗外站着个穿蓝色工装的男人，背对铁轨，正在点燃香烟。火星在暮色中明灭三次，那是父亲教他辨认信号的方式：一长两短代表“回家吃饭”。男人转过身，却是老周自己的脸，年轻得能掐出水来。
“该下车了。”列车员出现在过道，她的脸现在变成了老周前妻的模样，眼角却没有那些因长期哭泣而生的细纹。老周摸向口袋，发现车票变成了张CT片，上面大脑沟回间飘着艘白色小船。他想起医生说过，海马体萎缩就像船在雾中失去锚点。
车门打开时，老周最后看了眼车厢。所有座位上都坐着人形的雾气，他们穿着不同年代的服装，脸上带着同样茫然的表情。穿病号服的老人站在车厢尽头，正在把塑料玫瑰插进广播喇叭，花瓣立刻长成了真正的血肉，滴下第一滴血时，老周迈出了车门。
老周站在玉米地中央，手里攥着那根拐杖。月光下，玉米叶上的露珠排成他父亲工作证上的号码：0527。远处传来真正的列车鸣笛声，他回头，看见雾中列车正缓缓驶离，每节车厢窗户里都亮着一盏煤油灯——那是1979年家里最后剩下的照明工具。
他蹲下身，把耳朵贴在铁轨上。起初是空的，接着传来轰隆隆的回响，像是有人在很深的地方说：“记得把影子留在座位上。”老周摸了摸脚下，发现自己的影子确实不见了，铁轨间只剩下一滩正在凝固的露水，形状像张被揉皱的车票。
天亮时，巡道工发现老周坐在路基上，身边放着个空茶杯，杯底沉着个月牙形的铁屑。他的眼睛望着远方，瞳孔里倒映着一列从不存在于时刻表上的列车，正在晨雾中渐渐透明，像被橡皮擦掉的铅笔素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