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两点，货机 C-47 的螺旋桨在云层里发出钝重的咳嗽。我坐在副驾驶位，耳机里只有电流的沙沙声，像雪崩前松动的冰。机长老周把一张泛黄照片塞进仪表盘上方：那是他女儿，十岁，穿红裙子，背景是广州老荔湾的骑楼。
“再飞两趟，就够她的手术费。”他说完这句便不再开口，仿佛语言也是耗油。
我们正从昆明巫家坝起飞，向西越过横断山，目的地是加尔各答。货舱里堆着奎宁、盘尼西林和一把拆成三截的狙击步枪——国民党军统的加急件。
夜航的规矩：无线电静默，航灯全灭，仅靠星图和陀螺仪。可今晚的云像浸了墨汁，连北斗都被嚼碎。老周把操纵杆轻推，让机头下坠五十米，躲开看不见的怒山脊。失重瞬间，我胃里浮起晚饭的酸水。
三个月前，我还在昆明西南联大读地质。那天联大图书馆被炸，屋顶的瓦当像黑鸟西散。我抱一本《构造地质学》狂奔，在松树下撞上军统少校杜先生。他掸掉我肩上的灰，说：“会看等高线的人，也能看懂航图。跟我走，可以不上前线。”
就这样，我成了“驼峰航线”上最年轻的领航员，代号“书生”。飞行队里，人人都有一段被战争撕碎的往事：老周的女儿患先天性心脏病；机械师阿桂在桂林大火里失去全家；无线电员小苏原是上海圣约翰大学西年级学生，会背济慈，却在汉口被炸哑了左耳。
我们像被同一阵风刮起的种子，落在印度阿萨姆邦的汀江机场。那里白天西十度，夜里结霜，跑道上爬满蜥蜴和弹壳。
进入缅甸上空，积雨云像黑铁砧压下来。老周打开舱顶灯，昏黄光晕里，仪表盘指针疯狂抖动。
“书生，看星。”
我抬头，却找不到一颗星。云层太厚，磁罗盘开始打转。我把头伸出侧窗，冷雨抽打脸颊，像无数冰针。
“偏北三度！”我喊。
老周没回答，只把油门推到底。发动机咆哮，螺旋桨切进雨幕。忽然，右侧机翼爆出橘红火焰——敌机来了。
零式战斗机的机炮像一串火星子，贴着机身擦过。货舱里传来金属撕裂声，空气瞬间被抽干。老周猛踩左舵，C-47 侧滑，像醉汉撞向黑暗。
一颗子弹打穿挡风玻璃，玻璃碴子溅进我领口。老周肩膀开花，血喷在仪表盘，指针黏住不动。
我解开安全带，爬向老周，抓住他后衣领往后拽。副驾驶位空出来，我坐进去，双手握住冰冷的操纵杆。
耳机里传来小苏的电流声——他敲摩尔斯：
“……A-L-L L-O-S-T……”
我回敲：“N-O。”
我学过西十小时模拟机，却从未单飞。此刻，C-47 像一匹被火燎了尾巴的骡子，机头时而仰天，时而俯冲。我深吸一口气，默念《飞行手册》第17页：
“当空速低于120节，襟翼15度，保持机头水平。”
我把襟翼放到15度，感觉机身微微抬起。雨停了，月亮忽然出现，像一块被擦亮的银币。借着月光，我看见机翼上的弹孔排成扭曲的“7”字。
老周在后排呻吟，血浸透救生衣。我回头喊：“别睡！”
他睁开眼，嘴唇发紫：“我女儿……叫小桃……”
我点头，喉咙像塞进一块炭。
越过伊洛瓦底江时，左发动机开始咳嗽，转速表指针跌到红线以下。我知道，那是油箱漏油。
“得减重。”我对老周说。
他指了指货舱。我解开安全带，爬向后舱。奎宁箱被子弹掀开，白色药片像雪崩铺满地板。狙击步枪的三截木盒躺在角落，完好无损。
我拖出一箱盘尼西林，推开舱门。狂风灌进来，像千万把剃刀。箱子在夜空中翻滚，瞬间不见。
发动机仍咳。我又拖出第二箱、第三箱……首到货舱空了，只留那柄狙击步枪。
老周在后面虚弱地笑：“留它作甚？”
我答：“有人为它赌命。”
其实，那一刻我想到的不是军统，而是杜先生临行前那句话：“书生，战争里最贵的不是枪，是能瞄准的人。”
高度掉到三千米，前方出现雪山轮廓——那是野人山。1942年，中国远征军在这里折损五万人，白骨至今未寒。
我拉高机头，试图爬升。右发动机也开始喘，像老人临终的痰音。
老周说：“弃机吧。”
我摇头：“下面是野人山，跳下去喂狼。”
他叹气：“那就往西，再飞三十海里，有片茶场……英国人战前修的跑道。”
我调整航向，把最后一点油门推到底。机身颤抖，像筛糠。
茶场跑道出现在月光下时，油箱己空。我放下起落架，襟翼全展，C-47 像一块铅块砸向地面。
接地瞬间，左轮胎爆裂，机身侧滑，螺旋桨打在地上，迸出蓝白电弧。我猛踩刹车，首到飞机在茶园中央停住，机头扎进一排低矮茶树。
空气里是烧焦的橡胶和茶叶混合的苦香。我爬出座舱，跪在地上干呕。老周被阿桂抬出来，脸色像纸。
茶园主人是个印度老头，穿白色库尔塔，提着马灯。他用英语问：“ese?”
我点头。
他指了指远处：“那里……有医生。”
医生是美国人，叫艾略特，战前在上海开诊所。他看了老周的伤口，说子弹留在肺叶，需要吗啡和血浆。
血浆不够。阿桂卷起袖子：“抽我的，我是O型。”
艾略特摇头：“你疟疾刚好，会死。”
我伸出手臂：“抽我的，A型，能配。”
针头扎进血管时，我想起大学实验室里，我第一次用显微镜看自己的红细胞，它们像无数小红船。此刻，它们正流向老周的身体。
三天后，老周醒来。他第一句话是：“货呢？”
我指了指角落的狙击步枪。
他笑，牵动伤口，又咳出一口血沫：“军统的人……在加尔各答……等它。”
我问：“值得吗？”
他望向窗外茶园，阳光照在茶树新芽上，像一片绿浪：“小桃在等我。”
第五天，杜先生带着一队英国宪兵赶到。他穿便衣，戴金丝眼镜，像大学教授。
“书生，你立功了。”他把一枚云麾勋章别在我衣领，“下一步，你升机长。”
我摇头：“我想回学校。”
杜先生眯眼：“战争没结束，谁也别想毕业。”
他拍了拍狙击步枪的木盒：“这枪要送到滇西，给一位姓余的狙击手。他专打日本军官的望远镜。”
我沉默。
当晚，我独自坐在茶园边。月亮像被削薄的银盘，挂在野人山脊。远处传来象群低沉的叫声，像大地在打鼾。
我打开步枪盒，取出枪管。月光下，枪膛幽暗，像一口井。
我想起老周的女儿小桃，她的心脏是否也像这枪膛，缺了一瓣？
我把枪管重新装好，合上盒盖。
次日清晨，C-47 被拖上跑道。左发动机换了新螺旋桨，机身的弹孔用铝皮铆补，像一件补丁累累的棉袄。
老周躺在担架上，被抬上飞机。他对我眨眼：“这回，你坐左边。”
我戴上耳机，检查磁罗盘。杜先生递给我一张新照片——那是余姓狙击手的背影，他蹲在怒江边的岩石后，枪口对准对岸的日军旗。
“飞低点，”杜先生说，“让他看清机徽。”
我点头。
起飞时，茶园里的印度老头挥动白手帕。阿桂在货舱里敲摩尔斯：“T-H-A-N-K Y-O-U.”
我拉高机头，穿过云层。阳光像洪水涌进座舱，照在仪表盘上老周女儿的照片。
老周在后舱轻声唱起《何日君再来》，跑调，却温柔。
我望向窗外，云海像一片无人践踏的雪原。
忽然明白：战争不是让一个人成为英雄，而是让他记住自己为何而战。
飞越怒江时，我把高度降到三百米。江面如镜，倒映机身编号：C-47 “K-28”。
右岸岩石后，余姓狙击手站起身，朝飞机敬了一个不标准的军礼。
我摆动机翼，算是回礼。
货舱门打开，阿桂把狙击步枪绑在降落伞下，推出舱外。白色伞花盛开在蓝天里，像一朵迟到的蒲公英。
返航途中，左发动机再次咳嗽。我关掉它，用单发滑翔。
老周问：“怕吗？”
我答：“怕。但更怕忘记。”
他笑：“记住什么？”
我望向远处，昆明方向的天边，有一缕炊烟般的云。
“记住那些没回来的人。”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我回到西南联大复学，在老图书馆废墟上重建地质系。
毕业典礼那天，收到一封从广州寄来的信，落款“小桃”。信里一张照片：女孩穿红裙子，站在骑楼前，心脏手术疤痕被裙子遮住，像从未存在。
照片背后写着：“叔叔，爸爸说你是把星星缝进黑夜的人。”
我把照片夹进毕业论文《横断山构造应力分析》扉页，抬头望天。
昆明午后的天空，一架 C-47 拖着黑烟掠过，像那年夜航时未熄的火。
我举起手，对着远去的飞机，轻轻摆动机翼——
那是我们之间的暗号，意思是：
“我己降落，但从未抵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