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寂寂无名，但我看到的是一个不屈的灵魂。
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城郊那间漏雨的旧书店。门板被虫蛀得如同老人的齿列，风一吹就咯吱作响。店里没有灯，只靠黄昏最后一缕光，照出他佝偻的脊背。他在补一本被雨水泡烂的《星图志》，手指被胶水黏得发亮，却仍固执地要把碎裂的银河重新贴回夜空。
那是一种倔强，一种孤独。
我问老板：“那人是谁？”
老板撇嘴：“谁知道？三年前搬来，白天修书，夜里出去，像只夜猫子。”
我偷偷观察他。他从不抬头，仿佛世界只剩纸页与糨糊。首到某个雨夜，我因躲雨再次闯进书店。电闪之后，灯全灭了。黑暗里，我听见他低声背诵：“α-星等0.03，伴星相距4.6弧秒……”声音干涩，却像从裂缝里迸出的火。
身处人生低谷的我，才深深读懂了那一份无奈。
那天，我刚被剧团辞退。导演说：“你的声音再好，也救不了票房的雪崩。”我攥着辞退信，在雨里走了三个小时，首到踏进书店。借着火柴光，我看见他手里那本《星图志》最后一页写着铅笔字：
“若无人记得我，就让星辰替我活。”
火柴熄了，我听见自己说：“教我认星吧，如果你愿意。”
他沉默良久，终于抬头。我第一次看清他的脸——左颊有一道蜿蜒的疤，像流星划过夜空的尾迹。
我们就着天窗的裂口，用一根手指在尘埃里画北斗。他说北斗第七星“摇光”两千年前更亮，如今黯淡了，却依旧守着北天极。我苦笑：“就像我，嗓子还在，舞台却没了。”
他摇头：“星星不登台，它只发光。”
此后，我每晚都去。旧书店成了我们的天文台，破屋顶的缝隙就是目镜。我们在城市的光害里寻找暗星，用记忆抵抗遗忘。他告诉我，他曾是天文馆的讲师，一场大火烧毁馆舍，也烧死了他唯一的女儿。那天之后，他再没抬头看过天，首到发现这本被遗弃的《星图志》——它像女儿遗落的日记，把他重新拉回夜空。
冬天来了，书店屋顶塌了一角，雪落在书页上像盐撒伤口。老板要关门，说书全卖给收废品的。那天夜里，我们把最珍贵的几本星图搬进他租的地下室——不足十平米，水管冻裂，墙上凝着冰花。他却兴奋得像个孩子，用粉笔在地上画满星座，连脚都没处放。
除夕夜，城市放烟花。我们躺在地下室潮湿的地板，听头顶轰鸣。他说：“烟花像超新星爆发，亮一次就死，可星星能坚持几十亿年。”我接话：“可惜没人替它们鼓掌。”
他突然起身，从破木箱里拿出一个锈铁皮做的圆筒——竟是一架简陋的折射望远镜。镜片是碎玻璃磨的，筒身用废报纸一层层糊住。他把望远镜塞进我手里：“明天我们去屋顶，给星星鼓掌。”
大年初一，零下十度。我们爬上废弃的水塔，脚下冰碴作响。望远镜对准东南方，他低声道：“天狼星。”
我眯眼看，那一点蓝白光刺透雾霾，像不肯熄灭的火种。
“它离我们8.6光年，”他说，“我们今天看到的，是它八年前的倔强。”
风割脸，我却觉得血在烧。那一刻，我明白：星星的孤独不是无人观看，而是明知迟到的光仍要赴约。
后来，我用仅剩的钱买了二手投影仪，把星图投在地下室天花板，开起了“地下天文课”。来看的人不多：失眠的护士、辍学的少年、被裁员的中年会计……我们围坐，听一个失语的前讲师和一个被辞退的演员，讲述几万光年外的燃烧。没人付学费，他们留下故事当作门票。
那年春天，市政厅决定拆除旧书店所在的地块，建商业综合体。推土机开来的前夜，我们偷偷把地下室改造成时间胶囊：星图、望远镜、每个人写给自己的信，全封进防水箱，埋在倒塌的书架下。
最后一课结束时，护士带来一箱罐装啤酒。我们碰罐，泡沫溅在星图上，像银河溢出。他说：“如果将来有人挖到它，记得告诉他们，这里曾有一群人，用星光取暖。”
拆迁那天，我站在警戒线外，看他抱着那台破望远镜，背影越来越小。忽然，他转身冲我喊——声音被机器轰鸣撕得粉碎，但我读懂了口型：
“抬头。”
我抬头，正午的天空灰得像脏了的幕布。然而在那片灰里，我分明看见一颗蓝白的点，固执地亮着。
就像是星空中只看到一颗孤寂的星星寂寞的闪光。
多年后，我成了流浪剧团的朗诵者，在废弃车库、在海边仓库、在一切不收门票的地方，念同一首诗：
“他寂寂无名，但我看到的是一个不屈的灵魂……”
每次谢幕，我关掉所有灯，只留一束手电照向天花板，让光斑像天狼星悬在黑暗中。
我知道，他或许早己不在人世，或许仍在某个角落，用碎玻璃磨新的镜片。
但没关系。
今夜，我们仍共享同一束迟到的星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