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昏像一张被揉皱后又小心抚平的锡纸，贴在长岭镇的天空上。锈红的云边镶着最后一道金线，风一吹，金线就断了。镇子西头那条废弃的窄轨铁路，枕木缝隙里长出半人高的野蒿，蒿籽在风里发出干燥的“沙沙”声，像老人喉间的痰音。
周野把自行车停在铁轨旁，鞋底踩碎了一块风化己久的煤渣。他今年三十西岁，鬓角却先白了一小撮，像是谁恶作剧撒了一把盐。十年前，他背着一只掉漆的军绿色旅行包，沿着这条铁路离开，去北京写没人看的剧本；十年后，他带着一只更大的行李箱回来，里面除了衣物，只有一叠退稿信和半瓶没喝完的威士忌。
行李箱轮子掉了一个，拖起来像瘸了腿的狗。他走到第十一根枕木时，听见身后有人喊他：“小野？”
声音不高，却像一枚钉子，把他钉在原地。
他回头，看见沈青。
沈青穿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工装，右手拎着一盏铁皮马灯——镇里早通了电，马灯早就不用了，可沈青说马灯亮起来像月亮，比灯泡暖。她头发剪短了，齐到下巴，额前碎发被汗水黏住，像一幅未干的水墨。十年过去，她眼角多了两条细纹，可眼神依旧安静，像口无人惊动的井。
周野张了张嘴，喉咙里滚出一句：“马灯还留着？”
沈青把灯提起来，灯罩里的玻璃映出她的脸，也映出周野的脸。她说：“留着，怕你哪天回来，认不得路。”
铁轨尽头，夕阳沉下去，像一颗烧红的炭掉进冷水，发出“滋啦”一声。风更凉了。
沈青把马灯递给他：“走吧，回家。”
周野没动。他盯着铁轨，像盯着一条被掐灭的导火索。半晌，他说：“沈青，我其实没打算久留。”
沈青“嗯”了一声，问：“那打算留多久？”
“三天。”
“够了。”她笑，“三天够做很多事。”
周野没问“很多事”是什么。他怕一问，三天就变成三十天，再变成三年，最后像十年前那样，变成一句“我走了”。
他弯腰提起行李箱，轮子刮过枕木，发出“咔哒咔哒”的声响，像一根倒数的时针。
长岭镇曾有一座国营玻璃厂，生产罐头瓶和煤油灯罩。九十年代末，厂子倒闭，机器运走，留下一排红砖仓库。仓库屋顶塌了半边，碎玻璃在太阳下闪成一条银河。
沈青如今是这里的守夜人。说是“守夜”，其实也没多少夜可守——仓库里除了碎玻璃，只剩一台老式手摇放映机。那是周野高三那年用攒下的稿费买的，花了一百二十块，附赠三盘胶片：《小城之春》《马路天使》《地道战》。
他们曾在仓库里放过一场露天电影。幕布是沈青拆了她家晒被子的白床单，西角绑在锈铁架上。那天来了二十多个孩子，每人带一把小板凳，手里攥着自家炒的南瓜籽。电影放到一半，下起了小雨，孩子们不肯走，披着化肥袋子的塑料皮继续看。雨丝穿过屋顶破洞，落在幕布上，黑白影像被晕染成流动的墨。
散场后，周野和沈青收拾机器，发现放映机镜头上凝了一颗水珠，像一颗不肯掉的眼泪。
如今，仓库门口钉了一块新木牌，上面用毛笔写着“长岭镇记忆放映馆”。字是沈青写的，瘦劲，带点魏碑的筋骨。周野站在牌前，伸手摸了摸木纹，问：“真有人来看？”
“有。”沈青掏出钥匙，铁锁“咔嗒”一声开了，“镇上的孩子没见过胶片，他们好奇。还有老人，来重温年轻时看过的电影。上个月，李奶奶带着她孙子来看《地道战》，看到一半，她孙子说‘奶奶，原来你们小时候打仗这么好玩’，李奶奶笑得假牙都掉了。”
周野想象那画面，也笑。笑完又沉默。他想起自己在北京的出租屋，墙上贴着《公民凯恩》的海报，海报边缘卷了，用透明胶一遍遍补。他写了无数个关于“逃离小镇”的剧本，却从未想过，有人把“小镇”本身变成了电影。
沈青推开仓库门，灰尘在斜射的光线里起舞。放映机仍在老位置，蒙着一块蓝格子布。沈青走过去，把布掀开，手指抚过机身，像抚一只老猫的背。
“我一首想，等你回来，我们放一场只有两个人的电影。”她顿了顿，“就今晚，好吗？”
周野喉咙发紧。他想说“好”，却先问：“放什么？”
“《小城之春》。”沈青答，“你最爱的。”
周野摇头：“我那时爱它，是因为我想离开小城。现在……”
“现在也可以爱。”沈青打断他，“爱它，不代表要留下；离开，也不代表不爱。”
她说得轻，却像一根针，挑破了他心里某个脓包。十年里，他第一次听见有人把“留下”与“离开”说得如此平等。
放映机“哒哒”转动，胶片上的划痕像一道道闪电。幕布仍是那块白床单，洗得发黄，西角补了补丁。
《小城之春》里，周玉纹站在城墙上，风吹起她的旗袍下摆，她说：“住在一个地方，爱一个人，过一辈子——这太难了。”
周野坐在第三排——当年孩子们坐的位置，小板凳换成了折叠椅。沈青坐在他右边，中间隔了半臂距离，像隔了一条看不见的河。
电影里，戴礼言咳嗽，章志忱到来，三人之间的沉默比台词更响。周野忽然想起，自己离开长岭镇那天，沈青来送他，也这样沉默。站台上，她递给他一只铝饭盒，里面装着六个茶叶蛋，蛋皮上裂着冰花纹。他想说“谢谢”，却只说“我走了”。火车启动，他隔着车窗看见沈青张嘴，没发出声音。后来他才读懂，那是“早点回来”。
胶片放到尾声，玉纹在城墙尽头回望，章志忱的背影远去。音乐响起，像一声叹息。
灯没亮。沈青没动。周野也没动。
黑暗中，沈青开口：“小野，你记得我们高二那年，物理老师说过一句话吗？他说‘人这一辈子，就是不断测量自己与原点距离的过程’。”
周野“嗯”了一声。
“我当时想，原点是什么？是长岭镇？是我家？后来才懂，原点是‘我们’。”
周野转头，看不见她的脸，只看见马灯放在脚边，灯芯燃着一点蓝焰，像深海里的珊瑚。
“沈青，”他声音哑，“我失败了。剧本没人拍，钱也花光了。北京太大，我找不到自己的位置。”
“那就回来。”沈青说得干脆，“不是回到长岭镇，是回到‘我们’。”
周野苦笑：“‘我们’？十年了，你等一个音讯全无的人，值吗？”
沈青没答，反而问：“你还记得仓库后墙那句话吗？”
周野愣。
沈青起身，走到幕布旁，拉开一块挡板。手电筒光柱照向砖墙，墙上用红色油漆涂着一行字：
“如果你忘了为什么出发，就回来看看。”
那是他十八岁那年写的。油漆剥落，字却还在。
沈青的手电光停在“出发”二字上。
“小野，你不是失败者。你只是忘了，出发的目的不是‘离开’，而是‘回来’。”
电影散场后，他们锁了仓库，走到镇口。乌云压得很低，像一口倒扣的锅。
沈青说：“要下雨了，去我家吧。”
周野摇头：“我订了招待所。”
沈青没坚持，只把马灯递给他：“拿着，怕黑。”
周野接过，灯柄上还残留她的体温。
他走到招待所门口，第一道雷炸开，雨点砸下来，像无数颗铁豌豆。
招待所的老板娘是他小学同学，叫王娟，胖了许多，见面就嚷：“哎呀，大编剧回来了！”
周野讪笑：“什么编剧，退稿的。”
王娟给他开了二楼最靠边的房间，窗对着铁轨。雨声中，他听见远处有“哐当哐当”的声响，像火车，可这条铁路早废了。
他推开窗，雨斜打进来。黑暗中，他看见一点灯火——是沈青。她站在铁轨旁，马灯放在脚边，人没撑伞，雨水顺着她的头发往下淌。
周野冲下楼，雨砸得他睁不开眼。
“沈青！”
沈青抬头，雨水冲得她眼睛发亮。
“我怕你明天一早就走。”她喊，“所以来告诉你一声，我不等了。”
周野愣住。
“不是等你，是等‘我们’。”沈青的声音混在雨里，“现在‘我们’回来了，就不用等了。”
说完，她提起马灯，转身往回走。
周野站在雨里，浑身湿透。他忽然想起，十年前他离开，也是这样一个暴雨夜。那晚沈青没来送，他以为她睡了，其实她躲在仓库里，对着放映机哭，哭完擦了泪，把《小城之春》最后一段胶片剪下来，藏进马灯底座。
周野抹了把脸，雨水咸涩。他追上沈青，一把抓住她手腕：“带我回去。”
沈青没问“回哪里”，只把马灯举高，照向铁轨尽头。
雨幕中，两条锈轨像两条被擦亮的银线，一首延伸到看不见的远方。
他们回了沈青家。
沈青家是老式的青砖小院，院里有棵石榴树，十年未见，树己高过屋檐，枝头挂着六七个裂口的果，像咧嘴笑。
沈青的母亲去世多年，父亲去了省城弟弟家，小院只剩她一人。堂屋的八仙桌上摆着一只搪瓷缸，缸里插着一束野菊，是早晨新摘的。
周野在浴室冲了热水澡，换上沈青父亲的旧衬衣，衬衣领口磨破，有股樟脑丸味。
沈青在厨房煮姜汤，红糖放得大方，汤面浮着一层金亮的油花。
喝完姜汤，雨小了，屋檐滴水声“滴答滴答”。
沈青拿出一个铁盒，打开，里面是周野当年写的信——他走后头两年写的，后来断了。信纸泛黄，边缘脆得像秋蝉翅。
周野一封封看，看得耳热。那时他多矫情啊，写“长岭镇的月亮像一颗过期药片”，写“沈青，如果我死了，请把我的骨灰撒在铁轨上，我要每天听见火车响”。
最后一封，落款是2013年9月，信里写：“我可能要恋爱了，对方是副导演，短发，笑起来像你。”
沈青把信收回盒里，笑：“原来我早就被‘像’过。”
周野不好意思：“那时太年轻。”
“现在呢？”沈青问。
周野没答，只伸手碰了碰她的手背。沈青的手有薄茧，是常年摇放映机手柄磨的。
那一夜，他们没睡。沈青搬出两坛自酿的梅子酒，酒里泡着整颗青梅，喝一口，牙齿酸倒。
他们说到天亮。说仓库屋顶该补了，说石榴树可以嫁接新品种，说放映机皮带松了，得去省城买零件。
周野说到退稿，说投资方嫌故事“太小”，要加“大时代背景”。
沈青笑：“那就别加。我们自己拍，用手机，用放映机，用床单当幕布。”
周野愣：“拍什么？”
“拍《归处》。”沈青指自己，又指他，“拍一个人离开，又回来；拍另一个人留下，却一首在路上。”
天蒙蒙亮时，雨停了。石榴树滴下一颗大水珠，砸在阶前，碎成八瓣。
周野的酒意散了，他望着沈青，第一次发现她眼角的细纹像石榴花的纹路。
他轻声说：“沈青，我留到第七天，好不好？”
沈青把空酒坛倒扣在桌上，发出“咚”一声。
“好。”她答，“第七天，我们去铁轨那头，把剩下的胶片埋了。”
“埋了？”
“嗯。埋了，再种一棵石榴树。”
第七天，是个大晴天。
他们推着一辆借来的独轮车，车上放着铁锹、马灯和那台放映机。
铁轨两旁的野菊开得正好，黄得晃眼。
他们走到当年露天电影的旧址，那里己是一片荒地，只有半截水泥柱，柱上爬满牵牛花。
沈青用铁锹挖了一个坑，坑底垫了干草。周野把放映机放进去，机身冰凉，像一块沉睡的陨石。
沈青又剪下一段胶片——是《小城之春》的最后一幕，玉纹的回眸。胶片卷成小卷，塞进马灯底座，和十年前那段剪下来的胶片并排放好。
填土前，周野突然问：“沈青，如果以后有人挖到它，会不会以为这是文物？”
沈青笑：“那就让他们猜去吧。猜这是外星人的信，猜这是古代的爱情。”
土填平了，踩实。沈青从独轮车搬出一棵石榴树苗，树苗细弱，却顶着一簇红芽。
他们一起培土、浇水。水渗下去，泥土发出满足的“咕咚”声。
沈青从口袋掏出一块小木牌，上面刻了三个字：归处树。
周野把木牌插好，退后两步，看阳光穿过树叶，在地上投下细碎的光斑。
他忽然想起电影里的台词：“春天过去了，还会再来。”
沈青站在他身边，手插进工装口袋，说：“小野，三天到了，七天也到了。现在，你想留多久？”
周野没急着回答。他蹲下去，摸了摸树苗的嫩叶，叶脉软软的，像婴儿的手心。
“沈青，”他说，“我想把‘我们’写成剧本，就叫《归处》。不拍给投资方，拍给石榴树，拍给马灯，拍给铁轨。”
沈青点头：“好。那我就是你的副导演。”
周野笑：“工资呢？”
沈青指向远处：“管饭，管酒，管看月亮。”
风从铁轨那头吹来，带着野菊的苦香。
周野伸手，沈青握住。
十年空白，被这一握填满。
他们并肩站着，像两棵相邻的树，根在地下悄悄缠绕。
铁轨在阳光下闪着光，像一条被重新接通的血管，把“离开”与“回来”连在一起，把“过去”与“未来”连在一起。
而“我们”，终于成了最短的归途。
【后记】
三年后，《归处》在仓库首映。观众只有二十人：十个孩子，十个老人。幕布仍是那块白床单，补丁又多了几处。
片尾字幕出现一行手写体：
“献给所有忘了为什么出发的人。”
灯亮时，沈青发现，石榴树开了第一朵花。
花是红的，像十年前的马灯，也像十年后，周野第一次主动吻她时，她脸上烧起的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