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见到沈砚，是在南京老城南的评事街。梅雨季刚过，青石板缝里渗出潮气，像一条不肯痊愈的伤口。他蹲在巷口修一把断了柄的油纸伞，指尖沾着桐油，亮得晃眼。
“伞骨断了，修不好的。”我说。
他抬头，睫毛上还沾着雨珠，笑的时候左脸有颗梨涡：“修不好的是伞，又不是缘分。”
那时我十七岁，刚被养父从安徽乡下带到南京，在评事街尽头的裁缝铺里做学徒。沈砚是隔壁字画店老板的独子，生得好看，脑子却不太灵光——街坊都说，沈家小子三岁时发高烧，把魂烧掉了一半。
可我偏偏喜欢他。
喜欢他替我赶走调戏我的地痞时，明明怕得发抖还要张牙舞爪的样子；喜欢他攒三个月零花钱，只为给我买一盒苏州的胭脂；喜欢他总在雨天撑一把黑伞站在裁缝铺门口，伞檐滴下的水珠像一串省略号。
“阿九，”他总爱这样叫我，“我们俩之间，向来命中注定。”
“我是你的愚者，”他指着自己胸口，“你是我的世界。”
1937 年冬天，南京下了一场大雪。雪片落在秦淮河上，像撒了一把碎盐。沈砚在雪地里向我求婚，用的不是戒指，是一枚磨得发亮的铜钱。
“我爹说，这是沈家祖上从徽州逃难时带的唯一财物。”他把铜钱穿在红绳上，系在我腕间，“现在它是你的了。”
我笑着打他：“哪有人用铜钱求婚的？”
他忽然收敛了笑意，眼睛黑得吓人：“阿九，要是哪天我走丢了，你就拿着它去夫子庙的铜匠铺。那里有个姓陈的老头，他认得这枚铜钱。”
我捂住他的嘴：“大过年的，说什么胡话。”
后来我才明白，那天他说的每个字都是真的。
同年 12 月，南京城破。养父把我和沈砚塞进米缸，自己却被刺刀捅穿了喉咙。缸盖合上的瞬间，我透过缝隙看见沈砚的眼睛——他死死攥着我的手，指甲陷进我皮肉里，却一声没吭。
三天后，我们被一队国军残兵救出。沈砚却疯了。
他不再说话，只是反复用指甲在墙上刻字。我凑近了看，全是“阿九”。刻到第七天，他的指甲全部劈裂，指尖血肉模糊。我抱着他哭，他忽然开口，声音像砂纸磨过铁器：“铜钱……去铜匠铺……”
铜匠铺的老陈头死了，铺子被炮弹掀掉半边。我在废墟里挖了三天，最后找到半块铜镜，背面刻着模糊的“沈”字。
我把铜镜系在沈砚腕上，代替那枚丢失的铜钱。他开始安静，像被抽掉发条的人偶。
逃难路上，我背着他走过芜湖、安庆、武汉。他的重量越来越轻，最后轻得像一捆晒干的艾草。
1938 年 4 月，我们在汉口码头挤上一艘去重庆的难民船。船离岸时，沈砚忽然挣脱我的手，跑到甲板边缘。
“阿九！”他第一次叫我的名字，声音清亮得不像疯子，“你看——”
他指向江心。浑浊的江水里，浮着一把黑伞，伞骨支棱着，像一具小小的骸骨。
“我的伞……”他喃喃道，“修好……了……”
然后他翻过栏杆，像片雪落进水里。
我后来一首在重庆。
在朝天门码头给人补衣服，在磁器口卖过凉茶，最后在南山脚下开了间小小的油纸伞铺。铺子门口挂块木牌，用朱漆写着“愚者”。
没人知道它的来历。
1950 年春天，一个穿列宁装的姑娘来买伞。她盯着木牌看了很久，忽然从口袋里掏出半块铜镜。
“我爹临终前让我找这个。”姑娘说，“他说，1937 年有个疯小子在夫子庙刻字，刻的全是‘阿九’。”
我接过铜镜，背面“沈”字的最后一捺己经磨平。
我终身未嫁。
每年 12 月 13 日，我都会撑一把黑伞去江边。伞骨是我自己削的，用的是徽州老杉木，浸过七遍桐油。
江面上有时漂过碎冰，像无数破裂的镜子。
我总会想起沈砚最后的话。
他说，阿九，我们俩之间，向来命中注定。
他说，我是你的愚者，你是我的世界。
而现在，我的世界沉在江底，我的愚者浮在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