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十六年，江南的雨水比往年更丰沛。乌篷船划进桐镇时，水痕己漫过石阶第三级。船头立着个穿阴丹士林布衫的青年，名唤沈归，怀里揣着一封被雨水晕开墨迹的介绍信——他受托来镇上中学接替因“思想嫌疑”被带走的国文教员顾先生。
码头的挑夫老赵接过他的藤箱，笑得牙床粉红：“顾先生是好人，常在河埠头给孩子们讲《楚辞》。上月来了几个带枪的，说他讲‘路漫漫其修远兮’是暗喻，就把人带走了。”沈归望向两岸的粉墙黛瓦，雨水在瓦楞上拉出细线，像无数透明的琴弦。他忽然想起离沪前，那位把信塞给他的女学生在霞飞路咖啡馆里说的话：“先生，若您到了桐镇，替我们看看顾先生窗台上那盆建兰还活着吗。”
中学在镇西文昌阁旧址，青砖围墙上爬满薜荔。沈归报到那日，校长——前清举人柳致用——正用指甲刮去布告栏里“抗日演讲”的残纸。老人转身时，沈归瞥见他袖口沾着墨渍，像一截烧焦的梅枝。
“沈先生教国文，兼着训育主任罢。”柳举人递来课表，指甲缝里嵌着纸屑，“如今的孩子，心太野。”
第一堂课，沈归讲到《诗经·采薇》“忧心烈烈，载饥载渴”，后排穿蓝竹布旗袍的女生突然举手：“先生，饿肚子的人哪有心思写诗？”哄笑声中，沈归看见那女生左眉上有道淡疤，像片柳叶。课后他翻点名册，才知她叫叶知秋，去年因组织学生募捐被记了大过。
放学时雨停了，沈归在教务处窗外看见那盆建兰。瓷盆裂了道缝，兰叶却绿得倔强，抽出的花茎上缀着淡青色的骨朵。柳举人踱过来，用烟杆敲敲窗台：“顾先生留下的。他说兰是君子，不可折。”
六月里，镇上的空气开始带着火药味。宪兵队换了日本顾问，河埠头常有人被按进乌篷船。沈归的课堂却愈发拥挤，连染坊的学徒都搬着条凳来听。叶知秋总坐在第一排，笔记本边画着细小的火柴人，有的举标语，有的被涂成墨团。
某个蝉声刺耳的午后，叶知秋在放学路上拦住沈归。她递来一方手帕包着的蚕豆糕，指尖沾着炭灰：“先生，顾先生被关在城北水牢。”糕是温热的，沈归咬下去尝到姜的辛辣——和他母亲藏在枕头下给他驱寒的姜糖一个味。
当夜，沈归翻墙去了城北。水牢原是漕帮仓库，铁门上的锁锈得发红。月光照进栅栏，顾先生蜷缩在干草上，脸像泡发的宣纸。沈归学布谷鸟叫三声，顾先生睁开眼，嘴唇蠕动。沈归凑近，听见他说的是：“窗台……第三块砖……”
回程时经过染坊，靛青缸里浮着碎冰似的月光。沈归突然明白，那些学生笔记本上的火柴人，或许不是涂鸦，而是地图。
七月半，中元节的河灯漂满桐镇。沈归在文昌阁后的废园里挖到顾先生藏的蜡纸，上面是密密麻麻的《伯夷列传》节选，每个“饿”字都被红笔圈出。叶知秋就着煤油灯翻译，发现圈出的字连起来是句暗号：“粮船明晨过七里滩”。
他们把消息藏在《千字文》习字帖里传出去。次日清晨，沈归在教室窗口看见七里滩方向腾起黑烟，像条扭动的乌龙。柳举人冲进教室时，叶知秋正在黑板上默写“岂曰无衣，与子同袍”。老人手里的戒尺抖得像风中的芦苇：“宪兵队……要查所有教员的讲义！”
沈归的宿舍被翻得底朝天。宪兵用刺刀挑开他枕套，荞麦皮流了一地。领头的日本顾问拾起张写着“梧桐更兼细雨”的宣纸，对着光照了又照。危机时刻，染坊的哑巴学徒阿西突然闯进来，咿咿呀呀比划着指向河埠头——那里有艘装满桐油的火轮船着了火，黑烟滚滚，像给天空缝了道疤。
大火烧了三天。桐镇人把宪兵队引到火场时，沈归和叶知秋己顺着漕河漂出二十里。船是阿西提前凿漏的，此刻正缓缓下沉。叶知秋把建兰的花茎折成两段，将带着花苞的那段塞进沈归口袋：“你带着它，我爹说兰花开时，风就从南边来了。”
他们最终在皖南的一个山村里落脚。沈归教孩子们认字，叶知秋带着妇女们用锅底灰写标语。腊月初八那天，村口老樟树下贴出《新华日报》，油墨香混着腊八粥的甜气。叶知秋读着读着突然哭了，原来桐镇中学的学生组织了护粮队，在七里滩伏击了日军的运输船。
沈归摸出兜里干枯的兰花花茎，淡青色的苞片己转成褐色，但轻轻一捻，仍有清苦的香气溢出。山风掠过樟树，卷起他衣角，像那年江南的雨水。
再回桐镇是民国三十五年。战争结束后的河水清了许多，石阶上的水痕退到了第五级。沈归在码头遇见挑夫老赵，老人牙齿掉光了，仍笑着指给他看文昌阁新刷的墙：“您那盆建兰，被柳校长养得更精神了。”
柳举人的坟在镇外桑园里，碑上刻着他自拟的墓志铭：“此间教书人，曾以戒尺量山河。”沈归把从皖南带回的兰根种在碑侧，浇了三次河水。次年清明，他收到叶知秋从北平寄来的信，信里夹着张照片：天安门城楼前，她穿着列宁装，怀里抱着个扎羊角辫的女孩。
照片背面写着：“风自南来，翼彼新苗。”
1984年，桐镇中学改建为图书馆。拆迁工人从文昌阁墙缝里掏出个生锈的饼干盒，里头是张泛黄的试卷，题目是《诗经》赏析。最后一题答得龙飞凤舞：“所谓伊人，在水一方——伊人是故国，亦是将来。”
署名是叶知秋，批注的老师用红笔打了个圈，旁边是沈归的字迹：“兰叶春葳蕤，桂华秋皎洁。”
盒子最底下压着朵干枯的兰花，花瓣薄如蝉翼，脉络里却沉淀着江南数十年的烟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