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西点，贡布在帐篷里醒来，听见风像钝刀一样刮着尼龙布。他伸手去摸枕边的氧气瓶，金属外壳结了一层薄霜。今天是七月三十号，他三十岁的生日，也是第三次尝试登顶慕士塔格峰。前两次都失败了：第一次因为雪崩，第二次因为肺水肿。这一次，他带了两瓶氧气、三公斤葡萄糖，还有妹妹次仁的照片——她穿着高中校服，站在普兰县中学的黄土操场上，背后是褪色的国旗。
贡布把照片塞进冲锋衣内袋，拉链拉到最顶端，像给心脏加了一把锁。他钻出帐篷，月光铺在雪原上，像撒了一把碎银。其他队员还在睡，只有协作老何蹲在雪地里煮酥油茶，铝壶嘴喷出的白汽被风吹得西散。
“生日快乐。”老何递给他一杯茶，杯沿有细小的冰碴，“今天要是能上去，记得在顶上给次仁打个电话。”
贡布没说话。妹妹去年查出先天性心脏病，医生说要换瓣膜，手术费二十万。村里人凑了五万，还差十五万。登顶奖金十万，赞助商再加五万，刚好够。
七点整，队伍出发。雪线以上，每一步都像踩在刀尖上。贡布走在最前，冰镐在冰面上凿出“嗒、嗒”的节奏。海拔六千五百米时，他的太阳穴开始跳，像有只小锤子在敲。他想起次仁做彩超时的表情——她攥着检查单，手指关节发白，却笑着说：“哥，你放心去爬，我等你从山顶给我带雪回来。”
风突然转向，雪粒横着打在脸上。对讲机里传来队长老周的声音：“注意！南坡有流雪迹象！”贡布抬头，看见一道白线从山脊倾泻而下，像一条挣脱锁链的龙。他本能地扑向右侧的裂缝，身体卡在冰壁和背包之间。雪流擦着他的后背冲过去，发出沉闷的轰鸣。
十分钟后，队伍清点人数。老何不见了。对讲机里只有电流的沙沙声。贡布盯着雪坡，那里新添了一道三十米宽的疤痕，像被巨人用指甲刮过。他的喉咙里泛起铁锈味——老何的茶杯还在他背包侧兜里晃，杯底剩着半寸褐色的茶渍。
队长决定继续攀登。贡布把老何的杯子放进内袋，和次仁的照片贴在一起。现在他胸口有两块冰：一块是金属，一块是回忆。
海拔七千二百米，贡布的氧气面罩开始结冰。他每吸一口气，都像在吞玻璃碴。视野边缘出现黑点，逐渐连成一片。他想起小时候和次仁在青稞田里追一只受伤的鹰，鹰的翅膀拍起尘土，像一架坠落的飞机。那时他以为，只要跑得够快，就能抓住所有坠落的东西。
对讲机突然响了：“贡布！贡布！听到回答！”是次仁的声音。他愣住，随即意识到是幻觉。真正的对讲机里，队长正在喊：“最后三百米！坚持住！”
顶峰在望。最后一道冰壁近乎垂首，冰镐凿下去，溅起的冰屑像细小的星辰。贡布的手指冻得失去知觉，却死死扣住一个凸起的冰棱。他想起次仁手术前一天，医生递给他同意书，他签名字时笔迹抖得像心电图。
终于，冰壁顶端出现一道平坦的雪脊。贡布爬上去，跪倒在雪地里。风停了，阳光像融化的金子浇在雪面上。他掏出手机，信号格是空的，但时间显示7月30日10:43。
他摘下氧气面罩，把次仁的照片立在雪地上。照片里的女孩笑得露出虎牙，背景的天空和此刻一样蓝。贡布从口袋里抓了一把雪，按在照片上。雪很快融化，水滴顺着次仁的校服往下淌，像眼泪。
下撤到六千七百米时，贡布发现了老何。他半个身子被雪埋着，右手还握着对讲机，指示灯闪着微弱的红光。贡布跪下来刨雪，指甲缝里塞满冰碴。老何的脸色青白，但胸口还有微弱的起伏。
贡布把自己的氧气面罩扣在老何脸上，背起他往C3营地走。每一步都像背着一座山。血从鼻腔滴到雪里，绽开一朵朵小红花。他想起老何昨晚说的话：“山不是敌人，是镜子。”现在他明白了——镜子照见的不是高度，而是人心。
三天后，贡布在喀什医院的ICU外等到次仁手术成功的消息。他靠在墙上，慢慢滑坐到地上，从怀里掏出老何的茶杯和次仁的照片。茶杯里结了层薄冰，照片被雪水浸得皱巴巴的，但女孩的虎牙依然亮得刺眼。
一个月后，次仁能下床走路了。她坐在医院花园的长椅上，捧着贡布从山顶带回来的雪——装在一个塑料矿泉水瓶里，己经化成了水，瓶壁蒙着一层雾。
“哥，”她晃着瓶子，“你说雪从这么高掉下来，会不会记得自己原来在云里的样子？”
贡布没回答。他望着远处的天山，雪线在阳光下像一条银色的腰带。他突然想起老何被救醒后说的第一句话：“我听见你在山顶喊我，声音比雪崩还响。”
其实贡布没喊。他只是在心里默念了一句——不是对山，不是对神，而是对那个站在青稞田里追鹰的少年说：
“你看，这次我抓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