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门口的梧桐叶黄透了，风一吹就簌簌往下落，像撒了满地碎金。林晚晚接到快递员电话时，指尖正捏着母亲日记里夹的银杏叶标本，脆得像要化在手里。包裹是郊区砖厂寄来的，牛皮纸封面上，“老印刷机保管处”几个字用蓝黑墨水写的，笔锋和父亲写账册时一个样。
拆开时，微型印刷机的铜齿轮硌了手心一下。巴掌大的机身，刻着的银杏叶边缘磨得发亮，链坠大小的叶片上，还留着当年印传单时蹭的油墨，黑得发乌。附带的纸条是省厅张警官的字：“修复时发现齿轮里卡着半张碎传单，上面有兰姐写的‘别怕’，想着该让它回你这儿——有些声音，埋得再深也该让人听见。”
陈峰在《铁道报》的格子间里，总把老式电台摆在桌角。实习生们笑他守着个“古董”，他却爱用指尖蹭那圈铜旋钮，说能摸到当年转频率时留下的温度。抽屉最底层的BP机早成了摆设，屏幕黑得像块煤，他却总在写稿卡壳时摸出来，拇指无意识地按开机键，“你听，”他凑近林晚晚耳边，“是不是有滋滋声？像当年在火车上，你收到‘船有问题’那信号时的动静。”
他办公桌上的钢笔帽，划痕深得能卡进指甲——是当年抄电报单磨的。“老周说这叫‘时代的茧’，”陈峰转着笔，笔尖在稿纸上顿出个小坑，“每个划痕里都裹着段故事。”稿纸上“银链案连载”的标题旁，他画了片小银杏，和银链链坠一个形。
沈泽给油坊换招牌那天，林晚晚去帮忙扶梯子。旧木板上“兰记油坊”西个字被雨水泡得发乌，“兰”字的最后一笔拖得老长，像母亲当年教他写名字时，总说“要把尾钩写得稳当些”。他偏不肯换新材料，只找木匠补了补裂缝，刷了层清漆，“这木头里有我妈磨的油，有兰姨熬药的苦，换了就不是味儿了。”
石碾子还在转，只是不再碾菜籽，成了展览馆的“镇馆之宝”。玻璃柜里，搪瓷杯的豁口对着复写纸，纸上的字迹透过三层纸，还能看清“码头三号箱”几个字；录像厅的胶片盒旁，摆着老周那台海鸥相机，镜头盖里贴着片干银杏，是当年在火车上拍证据时掉进去的。
“昨天来个穿中山装的老爷子，”沈泽正用软布擦玻璃，布上沾着菜籽油香，“说想摸摸那台老印刷机，说当年在砖厂帮张局推机器，手心磨的茧子现在还发僵。”他指了指墙角的二八自行车，车座下的暗格敞着，里面的留言簿摊在最新一页，个扎羊角辫的小孩用蜡笔写着：“妈妈说这些旧东西里住着英雄，我画了片银杏给他们当被子。”纸上果然有片歪歪扭扭的黄叶子。
林晚晚解开脖子上的银链时，链扣的齿轮转了半圈，咔嗒一声轻响。她把链坠放进玻璃柜的绒布盒里，和两半拼合的银杏玉佩并排，阳光透过木窗棂，在叶片上投出细碎的光斑，正好落在“英雄”两个字上。母亲日记里的话突然在心里亮起来：“所谓英雄，不过是普通人在该站出来时，多撑了那么一秒。”
深秋的周末，三人去码头时，江风裹着水汽往衣领里钻。当年的三号集装箱早拆了，新货运站的吊臂正转着，红色的“715”编号在阳光下晃眼——是沈泽托人漆的，说“得让这数换个干净的意思”。老渔民的舢板还在江里漂，船头站着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看见林晚晚就笑：“爷爷走前嘱咐，戴银杏银链的人过江，分文不收。他说当年载过位了不起的大姐，银链在月光下亮得像星子。”
“省厅把赵立东的案子编成了教材，”陈峰望着江面上的货轮，手里的《铁道报》登着后续，“现在码头的监控探头比灯还密，再不用靠银链传暗号了。”他忽然低头摸口袋，指尖在空荡的裤袋里顿了顿，笑出声，“还是改不了这毛病，总觉得BP机该震了。”
沈泽的声音被江风吹得发飘：“下个月办‘旧物故事会’，王伯说要带他那本供销社台账来，老周也答应了，说要给现在的油坊拍组照片，跟当年他在火车上拍的凑成集子。”
林晚晚摸出钥匙串，新做的银杏叶钥匙扣在阳光下泛着光，叶纹是照着银链刻的，连叶片上的细小划痕都一模一样——那是当年在火车椅座下磨的。远处货轮鸣笛，笛声比绿皮火车的汽笛沉厚，却不刺耳，像在跟过去的时光打了个招呼。
往回走时，夕阳把三人的影子拉得老长，交叠在新铺的水泥地上。沈泽突然停步，指着地面笑：“你看，咱仨的影子缠在一块儿，像不像那根银链？”
林晚晚低头，三个影子真的像条链子，一头勾着身后的旧码头，一头牵着远处新城区的灯火。风里飘来油坊的菜籽油香，混着货运站的机器轰鸣，像句温软的提醒：那些藏在旧物里的秘密，从不是为了困住谁，而是为了让人带着它们，往更远的地方走。
玻璃柜里的银链，在暮色里泛着柔和的光。它不用再指引方向了，却成了块暖手的炭——提醒着每个时代都有藏在褶皱里的光，只要有人愿意弯腰去捡，就能照亮长长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