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厅的吉普车碾过石子路，帆布包在膝头硌出浅痕，账册封皮的烫金“赵”字被磨得发亮，边角泛着旧时代特有的哑光。林晚晚指尖划过那道磨白的棱，忽然想起母亲缝补衣服时总说“磨透了的布，才藏得住暖”——就像这账册，边角卷了毛，却裹着最沉的真相。
副驾驶座上，陈峰手里的老式电台还在滋滋响，电流声里飘出省厅同志的汇报：“香港账户流水核对完毕，1987年7月15日那笔，备注写着‘第一批货’，和账册第七十三页的记录能对上。”他转头时，铁路制服袖口的银链搭扣晃了晃，“兰姨当年记账，总爱在数字旁画小银杏，说这样不容易错。”
开车的张警官突然笑了，后视镜里的皱纹挤成一团：“我在省厅档案室见过兰姐年轻时的照片，穿的确良衬衫，胸前别着银链，链坠晃得像片小叶子。”他打了把方向盘，车轮碾过块碎石，“她用的那些老物件——磁带、搪瓷杯、齿轮银链，比现在的加密软件还牢靠，赵立东到最后都想不明白，自己怎么栽在这些‘破烂’上。”
沈泽正用指尖账册最后一页，塑封膜下的蜡笔字还留着孩童的稚拙——“妈妈说，油坊的灯亮三次，就是回家的时候”。他忽然抬头，眼里泛着光：“我妈日记里写，兰姨在纺织厂当会计时，就爱用蜡笔在复写纸背面做记号，说红蜡笔的油能渗过三层纸，藏得住话。”他指尖点在“回家”两个字上，“你看这‘家’字的弯钩，多像银链的搭扣。”
法庭开庭那天，阳光透过高窗，在地板上投出长条形的光斑。旁听席第三排，穿中山装的王伯捧着搪瓷杯，杯身“劳动最光荣”的红字褪了大半，杯口缺了个小角——是当年供销社货架上摔的，父亲总说“这杯子跟人似的，带点疤才实在”。他看见林晚晚脖子上的银链，悄悄把杯子转了半圈，杯底浅刻的“安”字正好对着她，“张局在里头托我带句话，说兰姐当年递的举报信，字里行间全是护着你的心。”
法官传账册作为证物时，林晚晚的指尖触到封皮内侧的暗袋，硬邦邦的。抽出来才发现是张泛黄的照片，母亲和父亲站在码头，风掀起母亲的布拉吉，手里的半块银杏玉佩正对着父亲手里的那半块，像要拼出个完整的圆。背景里的绿皮火车刚鸣笛，车身上“上海—广州”的白漆被煤烟熏得发灰，和她们当年挤的那趟，连车窗上的雨痕都像一个模子刻的。
赵立东被押上来时，镣铐在地板上拖出刺耳的响。他阴鸷的目光扫过证物台，看见银链被法警捧着时，突然像疯了似的挣动：“那是我的！是我送兰兰的定情物！”法警按住他的瞬间，林晚晚解开链扣，展开的银杏叶内侧，“1986.3.21，码头，决裂”的刻字在阳光下亮得刺眼——那天母亲在码头摔碎了他送的玫瑰花，说“走私的钱，沾着人血”。
休庭时，陈峰举着《铁道报》冲进休息室，头版的标题红得像团火：《绿皮火车上的秘密——一群普通人的正义之战》。照片里，她和沈泽往货运车厢跳，银链在风里划出道亮线，像条闪光的河。“老周说，他写这篇时总想起兰姨，”陈峰指着照片角落，“你看这车窗反光里，是不是有个举相机的影子？老周说那是他，当时手都在抖。”
终审判决下来那天，墓地的柏树叶落了满地。母亲的墓碑上，錾刻的银杏叶边缘被摸得发亮，林晚晚把那只搪瓷杯放在碑前，里面插着三朵白菊——对应油坊的三盏灯，母亲说过，灯亮三次，就是回家的时候。沈泽蹲下身，将自己那半块玉佩贴在碑上的刻痕里，严丝合缝的瞬间，阳光漫过玉佩边缘，像母亲当年笑着说“阿禾你看，这叫圆满”。
起身时，银链突然从领口滑出，链坠的叶片卡在石板缝里。林晚晚蹲下去捡，指尖触到块冰凉的铁——石板下藏着个小铁盒，钥匙孔正是银杏叶形状。用链坠打开时，母亲的日记本掉了出来，最后一页的字迹洇着水痕：“阿禾，等你看到这页，该是个能扛事的姑娘了。银链的齿轮转了一圈又一圈，就像日子，错不了。那些藏在磁带、账册里的话，不是要你记恨，是想让你信，再黑的夜，银杏叶也能指着亮处。”
风穿过柏树林，沙沙声里混着远处的火车鸣笛。林晚晚把银链重新扣好，链坠贴着胸口，温温的，像母亲的手还在护着她。远处的铁轨上，绿皮火车正慢吞吞地爬，车窗里的人影晃来晃去，说不定也有谁攥着自己的秘密，像当年的她们一样，望着远方的光。
但她知道，有些东西是变不了的。就像银链的齿轮，总会精准地咬合上；就像银杏叶，不管过多少年，该发光的时候，总会把藏在时光褶皱里的真，照得清清楚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