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七点，一辆破旧的面包车，在北京远郊的一条坑洼小路上颠簸前行。
车窗外是一片让人绝望的荒凉景象。
十一月的北京郊区，光秃秃的树枝在寒风中瑟瑟发抖。
道路两旁是一些倒闭的小厂房和烂尾的楼盘，钢筋混凝土的骨架像巨大的墓碑矗立在灰蒙蒙的天空下。
越往远处走，路况越差。
破碎的柏油路面到处是坑洼，有些地方干脆就是泥土路。
面包车每经过一个坑，都会发出刺耳的金属摩擦声，座椅的弹簧早就坏了，每次颠簸都让人五脏六腑一阵翻腾。
我坐在靠窗的位置，看着外面这片被遗忘的土地，心中涌起巨大的落差感。
三个月前，我还坐在迪拜哈利法塔的办公室里：整面墙的落地窗俯瞰黄金之城，手工打造的胡桃木办公桌，24小时的私人管家，连水杯都是施华洛世奇的水晶
现在，我坐在这辆连减震都坏了的破车里，去一个连名字都没听过的地方当低级公务员。
这种从天堂到地狱的坠落，比任何酷刑都要残酷。
司机是个五十多岁的老男人，穿着洗得发白的蓝色工作服，帽子压得很低，从上车开始就没说过一句话。
车里弥漫着机油味、汗味和廉价香烟的混合气息，让人觉得恶心。
王胖子坐在我旁边，死死盯着窗外，拳头握得咔咔响。
我知道他在想什么——前几天，他还在和巴西政府高官通电话，讨论价值五亿美金的铜矿开采权。
现在却要去当什么"车辆调度员"。
刘瘦子戴着耳机，假装在听音乐，但我看得出他的痛苦。
这个能够一个决策就影响几个国家经济走向的金融天才，即将去审核基层员工的出差发票。
花蕊望着车窗外，表情很平静，但我注意到她一直在转动手中的戒指，那是她紧张时的习惯动作。
上个月，她还在刚果总统府与政府高层商谈矿业合作，现在要去翻译网络文章。
默哥闭着眼睛，但我知道他没睡。
他在用军人的方式消化这种屈辱，在心里默默承受着从战场指挥官，到防身术教练的巨大落差。
面包车在一栋四层灰色小楼前停了下来。
我一眼就看出这楼有些年头了。
外墙的白色涂料早就斑驳脱落，露出下面灰色的水泥，看起来像癞疮一样难看。
楼顶上几根锈迹斑斑的天线歪歪扭扭地伸向天空，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产物。
门口挂着一块褪色的铝制牌子："国家安全部第三档案研究中心"。
字体是标准的宋体，但油漆已经开始剥落，看起来像个废弃的单位。
我想起国安部总部大楼的庄严气派：高耸的立柱，金碧辉煌的大厅
而这里，连个像样的门面都没有。
门口蹲着两个穿制服的保安，一个在抽劣质香烟，一个在看过期的报纸。
看到我们的车，抽烟的那个不情愿地走过来，接过司机递出的证件，瞄了一眼就挥挥手让进去。
整个过程他连眼皮都没抬一下，就像在处理一批货物。
车子驶进院子，我看到这里的环境更加令人沮丧。
水泥地面到处是裂缝，几棵槐树光秃秃地立在那里，树下堆着各种杂物。
生锈的铁架子、破损的桌椅、废弃的纸箱。
角落里甚至还有一辆轮胎都没了的破自行车。
最让人绝望的是那种死气沉沉的氛围。
没有人员走动，没有车辆进出，甚至连只猫都看不到。
这里就像一个被世界遗忘的角落，静得让人心慌。
"到了。"司机终于开口，声音嘶哑得像砂纸。
我们下了车，站在这个破败的院子里，每个人脸上都写着同样的表情。
震惊、失望、愤怒，但更多的是一种深深的无力感。
王胖子看了看周围，压低声音说道："妈的，这破地方连个正经停车位都没有。"
刘瘦子摘下耳机，推了推眼镜，什么也没说，但我看得出他眼中的痛苦。
花蕊深吸了一口气，那股霉味和消毒水的混合气息让她皱了皱眉。
默哥的眼神在四周扫了一圈，职业习惯让他在评估这里的地形和出入口，但更多的是在克制内心的愤怒。
正当我们不知道该往哪里走的时候，小楼的门吱呀一声开了。
走出来一个五十多岁的中年男人，中等身材，肚子有些凸，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灰色中山装。
他的头发稀疏，用发蜡梳得整整齐齐，戴着一副老式的黑框眼镜。
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他的神态——完全的麻木，就像一台运行了二十年的老机器，所有的情感都被岁月磨平了。
他的手指有明显的烟渍，中山装的袖口磨得发亮，说话时偶尔会干咳几声。
这是一个在这个系统里浸泡了二十多年的人，所有的锐气都被时间消磨殆尽。
"你们就是新分配来的吧？"他走到我们面前，声音平淡得像白开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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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办公室主任，姓张，你们叫我老张就行。"
没有握手，没有欢迎词，甚至连个笑容都没有。
就像在确认一批文件是否到货一样公事公办。
"您好，张主任。"我代表大家回应道。
"跟我来。"老张转身就走，步伐很慢，很机械，每一步都像是程序设定好的。
我们跟着他走进小楼，瞬间感受到了另一种压抑。
一楼的走廊很窄，天花板很低，给人一种透不过气的感觉。
墙上贴着一些发黄的通知和规章制度，字迹都已经模糊了。
地面是老式的水磨石，被踩得坑坑洼洼，但还是努力保持着表面的光洁。
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说不出的味道——霉味、消毒水味、还有那种长期缺乏通风的陈腐气息混合在一起，让人很不舒服。
走廊两边是一些办公室，透过磨砂玻璃门可以看到里面的人影。
都是些中年人，每个人都埋头对着电脑或者文件，动作缓慢而机械。
没有人交谈，没有人抬头，整个楼里安静得像个图书馆，只能听到偶尔的键盘声和翻页声。
我想起迪拜总部的办公楼：宽敞明亮的大厅，员工们步履匆忙地来来往往，电话声、讨论声、打印机的声音交织在一起，形成一种忙碌而充满活力的氛围。
那里的每个人眼中都有光，有目标，有激情。
而这里，每个人都像行尸走肉一样麻木。
老张带着我们上到二楼，走进了一间小会议室。
房间里的家具都是八十年代的产物：一张掉了漆的长桌，几把摇摇晃晃的椅子，墙上挂着一幅褪色的山水画，角落里放着一个老式的饮水机，正发出令人不安的咕噜声。
"坐。"老张指了指椅子，自己在主位坐下。
椅子发出刺耳的吱呀声，我怀疑它随时可能散架。
老张从一个破旧的公文包里拿出一份文件，动作很慢，很仔细，就像在处理什么珍贵的文物。
然后他戴上老花镜，清了清嗓子：
"根据组织安排，现宣布诸位同志的工作岗位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