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声音里压抑着一种巨大的悲愤和荒谬感，如同看着自家供奉了几代的神像，一夕之间被人涂满了污秽。
“而你，索朗，家徒西壁只剩下风能穿堂而过的索朗家，摇身一变，成了响当当的‘无产阶级’！成了举着旗子、喊着口号、能号令风云的‘革命者’！” 他说出“革命者”三个字时，舌尖仿佛卷着一枚又苦又涩的果核。
“本来，该是酥油和糌粑一样分不开的两家人啊！”多吉的声音沉了下去，像坠入深谷的石头，带着闷响，“先是我那可怜的旺堆出了意外夭折…那剜心挖肉的痛，让两家人的心都结了冰，冷了情，断了路，老死不相往来。这伤疤还没结痂呢，那场更荒唐的‘斗争’又来了！硬生生把我们塞进两个你死我活的笼子里！”
他浑浊的眼睛里翻涌着痛楚的潮水，死死盯着索朗，“你戴着红袖箍，领着人冲进来。那砸向我家传了七代锻造炉的铜锤，那声响，到现在还在我耳朵里‘哐当哐当’地响，震得我脑仁疼！抄家…那些翻箱倒柜的手，把我阿妈亲手织的氆氇、供着的唐卡，像扔破布一样丢在地上…我那年迈的阿妈拉，她经得住风霜，却经不住这样的‘革命’啊…就那么…走了…我的阿佳卓玛…丢了儿子，又遭了这场惊吓，那点念想也断了，魂也跟着央金飘走了…”
他抬起粗糙的手掌，用力抹了一把脸，仿佛要擦去那些不堪回首的影像。
“我们这些人啊，”多吉的声音陡然变得异常疲惫，像一张被风霜吹打得千疮百孔的旧牛皮，
“被这一场接一场的‘风’裹着，就像冬天草场上被暴风雪卷着跑的枯草叶子，身不由己，只能跟着滚。滚着滚着，心里的怨气、恨意，就像牛粪堆一样，越垒越高，压得人喘不过气。半辈子啊，索朗，我们斗了整整半辈子！你看看我们，”
他指了指自己花白稀疏的头发，又佝偻了一下曾经能扛起整头牦牛的腰背，“头发白了，腰也弯了，骨头缝里都透着酸，当年那股子能把牦牛撂倒的力气，早就像这高原上的水汽，被太阳晒干了！再看看咱们河坡村的老伙计们，还能坐在一起喝碗青稞酒的，还剩几个指头？斗不动了…真的斗不动了…”
他长长地、深深地吁出一口气，那气息仿佛带着半生的重量，“趁着还能喘气儿，把这压在心口几十年的石头搬开吧！像化开的雪水一样，让它流走！安安生生，把这剩下的日子，过成个‘人’样，行不行？”
索朗听着，目光落在多吉那双布满裂口和老茧、此刻却微微颤抖的手上。风似乎又起了一阵，吹得他藏袍的领口轻轻拍打着脸颊。他沉默了片刻，那沉默里带着一种官场上历练出来的审慎，也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松动。
“多吉，”他开口，声音恢复了惯常的平稳，甚至带上了一点即将上任者的从容，“现在，世道不同了。你们家那顶‘坏分子’的帽子，早被风吹到雅鲁藏布江里去了。河坡村的路，往后还得靠你们多吉家领着走。至于我，”他挺了挺腰板，那身洗得发白的中山装似乎也撑起了一点架子，“也快要离开这公社，到古玉县城里去坐另一张椅子了。”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这片熟悉的土地和眼前苍老的多吉，“我们两家，说到底，哪有什么非得带进棺材里的血海深仇？我也不想，临走前在这生我养我的河坡村，心里还揣着块硌人的石头，留个解不开的疙瘩。所以你看，”他嘴角牵动，露出一丝更像是完成某种程序的微笑，“你这老伙计，只要开了金口，轻轻那么一招手，我这不就像听到‘开饭了’的铃铛一样，颠颠儿地就来了吗？”
这话说得漂亮，滴水不漏，既表明了姿态，又巧妙地暗示了如今地位的转换，像一块精心打磨过的玉石，光滑圆润，让人挑不出错处，却也摸不透底下真实的心绪是否也如这表面一般熨帖。
那边厢，仓及领着十几个红袖箍，像一群得了躁动症的土狗，正龇着牙与次松、达瓦等护住赵晓珍母子的河坡后生们对峙。
红袖箍人数虽占优，却被西周密密匝匝、鸦雀无声的围观人群那一道道“敢怒不敢言”的目光钉在原地。
那目光，像初春高原上未化的残雪，表面沉默冰冷，底下却蛰伏着无数细小的、能刺穿皮肉的冰棱子，扎得仓及们脊背发凉，不敢真个撒野逞凶。
仓及眼风一扫，瞥见索朗与多吉那边气氛微妙，如同酥油茶碗里落进了一只苍蝇，搅得人心慌，连忙扯起破锣嗓子，声音尖利得能划破牛皮：“索朗主任！德吉队长！你们来得正好！瞧瞧这些顽固不化的阶级敌人！公然生产封建余毒的玩意儿，还敢大摇大摆摆到公社集市的眼皮子底下！这不是往无产阶级专政的脸上甩牛粪吗？！眼里还有没有王法？德吉队长，快！把这些反革命分子统统抓起来！今天非得把这窝扰乱社会主义市场秩序的毒瘤连根拔了，绳之以法！”
他喊得唾沫横飞，仿佛正义的化身，只差头顶再冒出一圈佛光。
“没错！”巴桑立刻像条应声的獒犬，喉咙里滚着低吼，赶紧帮腔，生怕落了后，“公然对抗市管会革命执法，简首无法无天！今天必须重拳出击，砸烂他们的反革命阴谋！”
他挥动着拳头，那拳头在阳光下晃动着，倒像是捏着个无形的、准备随时扣下的反革命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