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个朋友张寿甫，是位学识渊博的学者。他从小读书就严谨认真，不轻易放过任何错漏，长大后爱好学习，专注思考，对书中一字一句都严谨对待。他对六经都有深入研究，尤其精通《易经》，还曾绘制图说，来阐发前人没讲透的深奥道理。《易经》由西位圣人完成，而我这位朋友探索其中隐微之意，见解独特奇妙，不是极聪明的人说不出这样的话。我曾和他以文会友，谈论妙理，他揭示精微的义理，我认真倾听，感觉身心契合，知道他功底深厚。
当今看重算学、天元术等书籍，一般人觉得枯燥，贵人研究，我的朋友一看就懂。他因著书、讲学、教学，颇有成就。这既因天资高，也靠努力。他虽为平民，却有君子品德。因践行孝、悌、节、义，修养自身、影响他人，对世俗的迷惑，能有所纠正，确实“诚”是事物的根本，没有“诚”就没有万物。
我天性首率，不搞虚浮，以忠信为本，实事求是，这是进德立业的根基。人有文才、本能，博学通达的人，应恳切论说，言行一致。以我朋友的修行与实践并行，怎可相提并论？他诵读经文，能悟出门道。所以看病时，能博采众长，得力于《本经》《内经》。诵读之余，悟出门道。所以看病时，能手到病除。哪怕重病难治，医生没办法，他一诊断治疗，就能好转。这靠的是和朋友交流及自身积累，并非偶然。
他积累的经验良方，不忍抛弃，汇编成书，施予众人。志在救人，一片善心，能解惑救世，不仅当下有用，也将泽被后世。虽天赋作文之才，事功源于学问。我觉得这书，展现医学精华，也体现六经精华，用药关键，灵活变通，智慧圆通，可见“不为良相，必为良医”。懂“明德”的儒者，做不了良相，也会成良医。救人与治国，事不同但理相通。
宣统二年季春愚弟张慎敬亭氏敬序
袁序
医学的源头，《神农本草经》实实在在是药性的正确阐释，《黄帝内经》穷尽了阴阳的深奥旨意，凭借这些，先代圣明神奇的医学理论得以产生，不只是能对一时的疾病有利，实际上能够惠及万代。到了汉代，张仲景秉持着极高明的医学，进一步向上追溯《神农本草经》《黄帝内经》的精要大义，著成《伤寒论》《金匮要略》两部书，医学由此有了极大的发展，后世谈论医学理论的学者都尊奉它们为正统。只是《神农本草经》《黄帝内经》的文辞含义艰深，理解和运用都很困难，历代医家虽然为它们作注阐释，但大多只是沿袭旧说，不敢轻易改动。即便像汉唐时期的众多名医，以及后世的诸多名家立论发挥，都是遵循古代医家的训诫来阐释，可《伤寒论》《金匮要略》的各种注本仍然存在不少错漏。首到有能提出自己独到见解、阐发前人所未阐发内容的，在流行的众多医书中，实在是难得一见。
我的朋友张寿甫（张锡纯），是盐山人，学识渊博，向来在研究经典医籍上花费很大功夫，对于《神农本草经》《黄帝内经》以及张仲景之后各位名医的著作，没有不深入探究、精准阐释的；同时还兼通西方医学以及西方化学的原理，并且能恒常地运用到中药方剂里。所以他平生在临床治病开方之后，都会给方子加上讲解注释，还把一些关键的医案附在后面，时间长了，积攒的内容多到几尺厚。他担心这些经过实践检验的有效方剂时间久了会散失，在还没广泛流传的时候，就能融合中西医理，看到的人都争着传抄，于是把这些内容命名为《医学衷中参西录》。这本书确实能够阐发前人没有阐发的内容，是当代医学中独一无二的佳作，于是劝他到相关部门（内务部）呈请立案，把书公开传播给世人。
有一天，有位姓赵的人拿着这本书来问我，看过之后，我很是惊叹，不自觉地睡去，在梦里登上讲台，对着众人讲解。正赶上夏季，有人拿这本书的抄录本，并且仔细研究思考，日夜不停，心力交瘁，于是得了一种病，醒后就领悟到：这里面才有能让神灵都帮助成就的学问，就像有人举着一个像南海大士所戴莲花冠形状的东西，很是劳累，然而志向却更加坚定，于是把我的参悟也加进去流传。我虽然不懂医术，却有普救众生的心愿。于是觉得精神振奋，完全忘记了辛苦，就很乐意促成这本书的流传。古人说：“上等的医生能治理国家”，又说：“行医等同于做宰相”，张寿甫先生（张锡纯）有这样大的功绩，我对他的钦佩己经很深了，所以很乐意给他的书写这篇序文。
民国六年季秋奉天桓仁愚弟袁澍滋霈撰序
苏序
先王怀着对百姓的怜悯之心，推行怜恤百姓的政策。医书的撰写，大概也怀着这种怜悯之心吧！生命最为重要，辨证不准确，用药错误，时常会有因此而伤害人的情况。医道这门学问，不广泛研习古今中外各位名家的著作，在书中寻得关键意旨，把握时机，就不足以治病救人。不透彻明白阴阳、气运、虚实、表里的道理，让人体顺应自然，如同看见肝（的病症）就知道肝病一样，不足以临床诊断。所以神农、黄帝之后，著医学书籍的，像扁鹊、仓公、张仲景、王叔和，并非每个时代只出现一人，难道是他们有什么秘籍吗？因为医理精微，空谈容易，实际施行困难。像他们平生的著作，在临床辨证时运用，都能得心应手，实在是世间难得一见。
我往年有志于医学，涉猎众多医书但未精通。因西学中太阳不动、地球绕转的学说风行一时，详细探究其原理，疑问和不同看法产生，于是研究天地历学十多年，没空闲顾及医学，但怜悯之心从未消失。民国五年秋，我带着自制的天地模型到都呈准，大都邮传有盐山张寿甫先生的寄售医书，原稿八卷，题签《医学衷中参西录》，说他本怀救世之心，深怕耽误救治病人，请求校正。翻阅数遍，看其审证精细，立方恰当，探究药性的峻缓，以老、幼、强、弱为标准，不拘泥于成法，不趋附于常规，确实是所谓能从外部现象洞察肺腑病症的人。把这本书流传世间，临床必定广泛流传。但我对医学，刚知皮毛，怎敢承担校正的责任。必须请教高明之人，才不辜负寿甫先生救世的苦心。
于是在民国六年春，同社友张钟山先生、姜君相欧，代为呈部注册。立案回奉后，和医学研究会正、副会长高振铎、王松阁两位先生精心研讨医术，诸位同人详细校正，（这些人）不愧是一代风流，把书施舍给众人，真能振兴医学，大有进步。于是和同社友集资付印，广泛施送，希望让众多百姓获得福泽，那么于怜悯之心的秉持大概近似了。书成后，写几句话在卷首，来记录始末。
中华民国七年三月九日，苏中宣明阳氏写于沈阳天地新学社
自序
人要有大愿力，然后才能有大的建树。我是一个贫寒的读书人，身处民间，没什么大的建树，但我的愿力不可忽视。当今一切众生都成佛，这是如来的愿力。医学虽是小技艺，实则关乎救人，就像使老少安适、朋友和睦，是孔子的愿力；让一切众生都成佛，是如来的愿力。医学虽小，实则是救济世人的一个方面。所以学医的人，为自家温饱打算，愿力小；为救济世人着想，愿力大。而这愿力在于自己，也关乎时代。
我（张锡纯）原本是山东诸城人，从明朝时迁居到首隶盐山。先辈多是儒生。先祖友三公修订家谱，传下来训示，说后世子孙，读书之外，可以学医。大概是追随范文正公“不为良相，必为良医”的意思。我小时候，跟从先父丹亭公读书，（父亲）曾讲述这话来教导我。等长大些，又拿医书给我，并且指示大概意思，说闲暇时修习医学，有好处，不只是继承祖训。当时正学习举子学业，没能在医学上大力投入。后来两次科举考试不中，于是放弃。于是广泛寻求医书，远自上古，近到本朝著述各家，大约共阅览百余种。知道《本经》和《内经》，是医学的源头，如同天开辟地的神圣，为医学鼻祖，实际为医学树立规范。到汉代张仲景出现，著《伤寒》《金匮》两本书，为《本经》《内经》的功臣。晋代王叔和，唐代孙思邈、王焘，宋代成无己，明代喻嘉言，又是仲景的功臣。本朝医学昌盛，人才辈出，像张志聪、徐大椿、黄元御、陈念祖诸位，无不是从仲景上溯《本经》《内经》的渊源，所以他们所著医书，都是医学正规。
只是自晋、唐到现在，各家著述，不是不完备，但都以传承旧说为务，未尝因时制宜，让中华医学有新进步。做事重视师法古人，不是用古人的规矩准绳限制自己，而是凭借它滋养性灵，补益神智。等到性灵神智活跃，又要举古人的规矩准绳并扩充、变化、引申，让古人若在世，也会赞叹后生可畏。天下事情都这样，医学何况不是这样。我存此心意，来劝勉研究医学的人，也作为后人的方便。
我年轻时，先慈刘氏在堂，我担心温热病知识不足，不敢轻易应人邀请，遇到急症求治的，我也谨慎前往。先慈告诫我：“病人盼医生如溺水求援助，你若能治，应紧急救治，但临证时，须多加小心，莫因鲁莽误人。”我谨遵教诲，从此临证几乎无虚日，至今十余年了。如今汇集十余年经验之方，屡试屡效的，远超一般比例。方后附上注解和紧要医案，又兼采西方学说与方中义理相发明，编为八卷，取名《医学衷中参西录》。
有客人到访，翻阅后问：“你的书多能发前人所未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