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金山的晨光斜斜地穿过“知新书店”的老式玻璃窗，在泛黄的书页上投下斑驳的光影，忽明忽暗地跳着。
旧木书架上，《唐诗三百首》和《申报合订本》透着老纸张混着樟脑的味儿，温温的，倒让人心里踏实。林默蹲在褪色的藤编箱子前，膝盖压得地板“吱呀”首响——这是母亲留下的最后一点东西，前天刚从教会医院的仓库里搬来。空气里飘着细小的灰尘，在阳光里慢慢打着转，像凝固的时间碎片。
“小默，喝点水。”周文清端着粗陶杯走过来，镜片上蒙着层白雾，脚步轻，却透着股沉劲儿。
他六十来岁，背有点驼，蓝布衫的袖口沾着墨渍。这是母亲在上海时的远房堂兄，当年跟着教会的船漂到旧金山，靠卖旧书过日子。他说话带着南方口音，语调低，好像每个字都裹着潮气。
林默接过杯子，手指碰到杯壁的温度，跟母亲煮的桂圆茶很像，那股甜暖的余温，到现在好像还能渗进皮肤里。
日记本的纸页在手里“簌簌”地翻，翻到第三十七页时，林默的呼吸突然停了。那页纸边缘沾着茶渍，有点发褐，字迹却清楚得像刚写的：“他答应过让我回国，可我拿到护照那天，他把它撕了。”钢笔字的末尾在“撕”字上重重一顿，几乎要把纸戳破，墨迹甚至在背面晕出一道裂痕，就像她当时的心情。
“文清叔，”林默的声音发紧，手指按住那行字，“我妈说的‘他’，是我爸吗？”
周文清正拿鸡毛掸子扫《资治通鉴》封皮上的灰，掸子“啪”地掉在地上。
他弯腰去捡，背弓得像一张旧弓：“你妈……你妈当年怀你的时候，总说等孩子生下来就回龙岩。有回我去看她，见她躲在阁楼哭，说理查德把护照烧了，还说‘现在中美没建交，回去就是送死’。”他喉结动了动，声音有点哽咽，“后来她就不提了，只给你讲土楼的故事，说屋檐下的燕子每年都要飞回家。”
林默的指甲掐进手心，指甲缝里传来一点点刺痛。
十二岁那年，他在父亲书房外偷听到管家说“那个中国女人真是麻烦”，现在才明白，麻烦不是因为他是私生子，而是母亲想“回家”的念头。
窗外飘进一阵风，吹得藤箱里的船票轻轻打转——那是1965年8月15日的船票，目的地是上海，原来母亲早就开始准备了。纸角有点卷，边缘带着潮湿的痕迹，像是被泪水浸湿又风干了好多次。
“我该回纽约了。”林默合上日记本，动作轻得像怕吵醒什么似的。
周文清送他到门口，抓着他的手腕：“小默，你妈走前说，根要是扎深了，风再大也吹不跑。”阳光照在老人的白头发上，林默突然发现他眼角的皱纹里还嵌着星星点点的墨迹，跟母亲日记本里的批注很像，都是她一笔一划写下的思念。
纽约的雨来得急。
雨点砸在第五大道的大理石台阶上，“噼里啪啦”像打鼓。林默推开公寓门时，西装下摆全湿了，水珠顺着鞋跟滴在大理石地上，“滴答滴答”响得清楚。空气里有潮湿的铁锈味，混着雨水冲过柏油路的腥气。
陈太太正在客厅插花，白玫瑰配着绿毛球，剪刀剪枝条时“咔嚓”轻响。
见他进来，手里的剪刀顿了顿：“默默，你父亲书房的锁换了，我让人把钥匙放你桌上了。”她笑得挺温柔，耳垂上的珍珠晃得人眼晕——林默记得，母亲的遗物里有张老照片，父亲的西装口袋里也别着同款珍珠胸针，是1963年的限量款，可母亲1964年才到美国。
书房的胡桃木书桌泛着暗光，林默跪在地上，手指沿着桌脚的雕花摸。指尖碰到凹凸的花纹，木头纹理有点糙，带着年月的温度。
按到第三块凸起的木榫时，“咔嗒”一声，抽屉夹层弹开了。
账本的封皮是深褐色牛皮，边角磨得发亮，像被好多人反复摸过。第一页写着“1962.3.15 华盛顿特别账户 50万”，第二页“1963.7.2 中情局技术处 设备款 120万”，第三页的日期是1964.11.20，也就是周淑兰到美国的第十三天：“中国留学生监控费 月付3000”。
林默的太阳穴“突突”跳。
他摸出钢笔，在便签上记下这些，指甲盖都掐白了。窗外的雨打在玻璃上，越来越密。他突然想起上周在华尔街酒会上，老银行家麦克斯拍着他肩膀说：“你父亲当年帮我们处理过不少‘特殊资金’。”原来“特殊”是这个意思——监控母亲，不让她回国，甚至可能……林默合上账本，手指擦过“中情局技术处”几个字，纸的触感像砂纸，磨得人心慌。
家族聚会在曼哈顿的“东方楼”举行。
粤剧的锣鼓声穿过包厢的薄墙，震得碗碟微微发颤。林伯礼喝得脸红，拍着旁边人的肩膀嚷嚷：“那小子整天神神秘秘的，不是翻旧书就是跑图书馆，怕是想干点什么大买卖吧？”他的声音混着锣鼓声撞过来，林默正夹着醉虾的筷子顿在半空，虾壳在灯光下泛着点光。
陈太太端着燕窝羹走过来，手指在他手背上轻轻一按：“默默，你堂哥就是嘴碎。”她的手指带着淡淡的茉莉香，可林默却觉得有点冷。
当晚，林默在家族微信群发了条消息：“最近在研究美元防伪技术，挺有意思的。”他盯着手机屏幕，秒针走了七圈，林伯礼的消息弹出来：“你又不搞印刷，研究这干嘛？”林默笑了笑，把手机扣在床头柜上。
月光透过百叶窗照进来，在他脸上画出明暗的线条，像道好不了的伤口。
他想起图书馆那本《美国货币史》里写的，1971年新版美元的荧光技术还在实验室里，市面上流通的老版用的还是1934年的凸版印刷——南美毒枭用日本产的凹版机就能印得跟真的差不多，而他父亲以前的手下里，正好有个J先生，专门给毒枭做洗钱顾问。
纽约公共图书馆的古籍室飘着松木香，混着纸张放久了的淡淡酸味。林默穿着卡其色风衣，戴黑框眼镜，看着就像个清瘦的研究生。他翻着1970年的财政部报告，手指停在某一页：“新版荧光油墨预计1990年普及，当前流通纸币仍采用传统凹版印刷工艺。”管理员推着金属车经过，提醒：“先生，还有半小时闭馆。”林默没抬头，用微型相机拍下关键数据，镜头扫过“防伪漏洞”西个字时，心跳漏了一拍。
地下室的暗房里，红灯照着空气，像一团凝固的血。
林默把一张1970年版的百元美钞平放在扫描仪上，玻璃盖压下去时，纸币上的林肯像正盯着他。他调着参数，屏幕上的线条渐渐清楚——凹版印刷的纹路、水印的位置、连号的字体。
母亲的日记本摊在旁边，那页画着龙岩地图的纸被塑封了，他用刻刀小心裁下一小块，缩小到0.5厘米，印在假币背面的角落。
第一张假币从打印机里出来时，林默的手在抖。
他摸了摸纸币的纹路，跟真钞几乎一样；对着灯光看水印，林肯的轮廓模模糊糊的，倒挺像母亲日记里画的土楼剪影。他把假币夹进日记本，正好夹在“不要忘了祖国”那页，纸边的毛茬蹭着纸币的油墨，像在说悄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