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岁月，风云激荡，大师们如璀璨星辰闪耀天际。蔡元培以“兼容并包”重塑北大，为思想解放辟路；鲁迅执如椽巨笔，在文字中剖析国民性；王国维跨越古今，于学术之海探寻文化真谛。他们或挥毫著书立说，或登台激昂讲学，在动荡年代里，守护文化根脉，探索救国之路，以非凡的智慧与勇气，谱写了一曲曲震撼人心的精神华章，其风采至今仍令人敬仰。
蔡元培先生堪称"教育界的唐僧"。这位北大校长，一生倡导"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活像一位拿着教育净瓶的菩萨，对谁都洒几滴甘露。他聘教授不问政治立场，只问学问高低，于是北大讲堂上既有拖着辫子的辜鸿铭，也有西装革履的胡适之。蔡先生温润如玉，遇到教授们吵架，他就笑眯眯地站在中间，活像一块人形缓冲垫。某日两位教授为学术问题争得面红耳赤，几乎要撸袖子干架，蔡先生不急不缓地走过去，说了句："二位先生，要不先喝杯茶？"——这化解矛盾的功力，怕是连观音菩萨都要竖起大拇指。
一生获得36个博士学位的胡适之博士则是"怕太太协会"的荣誉会长。这位新文化运动的旗手，提倡白话文时何等意气风发，回到家中却对夫人江冬秀唯命是从。胡博士曾有名言："太太出门要跟从，太太命令要服从，太太错了要盲从。"这"三从"标准，简首让古代女诫都自愧不如。某次胡博士正在书房奋笔疾书，夫人一声"适之"，他立刻像听到上课铃的小学生，啪嗒啪嗒跑去问有何吩咐。同行们笑他惧内，他却正色道："这不是怕，是爱。"——好一个"怕太太哲学"的创始人！
周树人先生，也就是鲁迅，堪称"愤怒的文学青年"终极版。这位永远眉头紧锁的先生，看谁都不顺眼，写什么都带刺。他去朋友家做客，能把人家的客厅看出"吃人"的礼教来；他走在街上，能从路人的笑容里看出麻木不仁。某日一位青年兴冲冲地拿着新作请他指点，他看完后冷冷地说："你还不如去卖红薯。"青年泫然欲泣，他却又补了句："不过红薯要烤得熟。"——这大概就是鲁迅式的温暖吧。
徐志摩先生则是"恋爱脑"的鼻祖。这位诗人把毕生才华都用在写情书和离婚上了，他的感情生活比他的诗作精彩十倍。追求林徽因时，他能在人家窗外站一整夜，活像一尊望妻石；与陆小曼谈恋爱时，他写的信肉麻得能让邮差脸红。某次他在课堂上讲雪莱，讲着讲着竟哭了起来，学生们面面相觑，后来才知道他是联想到自己的爱情悲剧。——这大概就是传说中的"戏精"附体吧。
陈寅恪先生堪称"行走的图书馆"。这位大师精通二十余种语言，读书时喜欢在书页上写批注，结果批注比原书还难懂。他上课从不带讲义，脑袋一转就是滔滔不绝的学问。某次他在西南联大讲课时突然停电，他就在黑暗中继续讲了两个小时，学生们连呼吸都不敢大声，生怕漏听一个字。事后有学生问他为何不停课，他说："学问又不需要灯光。"——这大概就是传说中的"人形自走学术发光体"。
钱穆先生则是"国学界的强迫症患者"。这位史学大师对传统文化爱得深沉，连写字都要用毛笔，穿衣服都像从古画里走出来的。某日一位西装革履的青年来拜访，钱先生看了他一眼就说："你先把这身洋皮脱了再说话。"青年尴尬不己，钱先生却己经泡好茶，开始讲《论语》了。——这大概就是文化自信的终极形态。
章太炎先生堪称"骂人界的学术泰斗"。这位革命家兼学者，骂起人来引经据典，能把人骂得怀疑人生。他骂袁世凯是"沐猴而冠"，骂蒋介石是"新军阀"，骂起学生来更是妙语连珠。某次一个学生交上的论文太差，他批道："此文字如有神助——大概是厕神。"——这毒舌功力，怕是连当今的段子手都要甘拜下风。
章太炎对袁世凯的独裁统治极为不满。1914年，他身着象征明朝的蓝色长袍马褂，手持羽扇，来到总统府，要见袁世凯。他在总统府大闹，打碎器物，袁世凯无奈，只好将他幽禁起来。
康有为曾自比孔子，章太炎对此很是不屑，便撰写了一副对联“国之将亡必有，老而不死是为”来讽刺他。这副对联巧妙地嵌入了“有为”二字，暗讽康有为是国家将亡时的不祥之人，且老而不死。
南京国民政府想请章太炎担任政府顾问，他坚决拒绝，并说：“我死也不与他们合作！”表现出他不与当时的反动政权同流合污的气节。
章太炎的西个女儿，名字分别是章?（理）、章叕（卓）、章?（展）、章?（集）。这些字都很生僻，导致女儿们到了适婚年龄，很多人因不认识她们的名字而不敢上门提亲。（括号内为同音汉字）
王国维先生则是"学术界的林黛玉"。这位国学大师忧郁得能滴出水来，最后真的投湖自尽了。他写《人间词话》时把自己关在房里，仆人送饭都不敢敲门。某日友人见他对着海棠花发呆，问他怎么了，他叹气道："此花明年还会开，看花的人却未必还在了。"——这忧郁气质，怕是连南唐后主都要退避三舍。
赵元任先生堪称"语言界的孙悟空"。这位语言天才会说三十多种方言，外语讲得比母语者还溜。他编的《施氏食狮史》全文只用一个"shi"音，能把人绕晕。某次他在国际学术会议上，上午用德语发言，下午换成法语，晚上用英语和人吵架，第二天又用中文写论文。——这语言切换速度，怕是连同声传译都要自叹不如。
梁启超先生则是"学术界的火山"。这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写起文章来像火山喷发，一晚上能写几万字。他演讲时激情西射，能把台下听众说得热血沸腾。某次他在南京演讲，讲着讲着突然下起大雨，听众要散，他大喝一声："这点雨就受不了，还怎么救中国？"结果无一人离场。——这煽动力，怕是连当今的演说家都要献上膝盖。
黄侃先生堪称"酒桌上的学术狂人"。这位国学大师三杯下肚就开始骂人，酒量越大骂得越精彩。他上课时常常带着酒壶，讲着讲着就来一口。某日他醉醺醺地走进教室，看了看课表说："今天讲《说文解字》。"然后倒头就睡，学生们不敢动，等他醒了他又说："刚才我梦见了许慎，他说我讲得对。"——这大概就是传说中的"醉学术"吧。
至少会9种语言，拿了13个学位的辜鸿铭先生则是"文化混搭的活标本"。这位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的怪才，脑袋后面拖着辫子，嘴里说着流利的英语，能把《论语》翻译得让英国人都叫好。某次他在北大用英文骂英国人，用中文骂中国人，最后总结道："我骂人都是用对方听得懂的语言，这叫礼貌。"——这文化混搭的功力，怕是连当今的全球化专家都要叹服。
这些民国大师们，用今天的眼光看，个个都是"奇葩"。但正是这些"奇葩"，撑起了中国文化的半边天。他们怪癖百出，却才华横溢；他们不谙世事，却心怀天下。如今的我们回望那个时代，不禁要问：是我们太过"正常"了，还是他们太过"不正常"了？
或许，真正的大师，从来就不该是循规蹈矩的"正常人"。他们的怪异，是对平庸的抵抗；他们的偏执，是对真理的坚守。当今天的学者们都在追求"学术规范"和"政治正确"时，那些民国大师们的"不正常"，反倒成了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境界。
说到底，一个能容纳这么多"怪人"的时代，或许才是一个真正伟大的时代。
附：《施氏食狮史》原文
这篇文章是赵元任先生于20世纪30年代创作于美国的一篇文言同音文，原题为《石室施氏食狮史》，收录在《语言问题》一书中。
文章全文如下：
石室诗士施氏，嗜狮，誓食十狮。氏时时适市视狮。十时，适十狮适市。是时，适施氏适市。氏视是十狮，恃矢势，使是十狮逝世。氏拾是十狮尸，适石室。石室湿，氏使侍拭石室。石室拭，氏始试食是十狮尸。食时，始识是十狮尸，实十石狮尸。试释是事。
其白话文译文为：
在一个石室里住着一位姓施的诗人，他喜欢吃狮子肉，并下定决心要吃十头狮子。他经常去市场寻找狮子。某天上午十点，正好有十只狮子进入市场。这时，姓施的人也恰好到达市场，看见那十头狮子，便拿起弓箭，把那十头狮子射死了。他把这十头狮尸带回石室，但发现石室非常潮湿。他让侍从把石室擦干，擦干后，开始试吃这十头狮子的肉。但吃的时候，他才发现，原来那十头狮尸并不是真正的狮子，而是被误认为狮子的石头。请尝试解释这件事情。
赵元任创作此文，是用这种在现实口语中几乎不会出现的极端情况，来反面证明汉字拼音化的可能性。同时，文章也展示了中文同音字和近音字的丰富性，以及汉字以形表意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