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清晨，天刚蒙蒙亮，带着露水的湿气和工厂区特有的机油、尘土混合的气味，我准时出现在了那个挂着“福生仓储”简陋招牌的仓库门口。
“来了？”钱老板灰扑扑的汗衫沾着油渍，青色胡茬下的眼神像刀子般扫过我，让我忍不住挺首腰板。
“来了，钱老板！”我声音洪亮。
我下意识发现裤脚沾着昨日在码头帮卸货时蹭上的沥青，黑乎乎的像块狗皮膏药。
昨夜几乎没怎么睡，激动、忐忑、还有一丝对未知的惶恐，像几只小爪子在心里挠个不停。
正午的太阳把铁皮屋顶烤得发烫，我蹲在檐下扒饭时，有个师傅端着饭盒晃过来。他军绿色解放鞋上沾满泥点子，裤兜里露出一截皱巴巴的《特区经济报》，烟头烫出的破洞正对着我。
“小书生”，他啐掉烟渣，斜眼打量我新撕开的笔记本，“装样子给老钱看呢？”
“喂，新来的！”一个声音在我旁边响起。
我抬起头，看到一个年纪稍长，大概三十岁左右的男人，皮肤黝黑，脸上带着一种饱经风霜的世故。正打量着我。他是开那辆解放牌卡车的司机，早上搬货时见过。
“大哥你好。”我赶紧咽下嘴里的饭，露出一个友好的笑容。
“看你细皮嫩肉的，不像干粗活的啊？怎么跑这儿来了？”他随意地扒拉着饭，问道。
“找活儿干，学点东西。”我含糊地说。
“学东西？哈哈！”他像是听到了什么笑话，“在这儿能学啥？学怎么扛包？还是学怎么跟老钱磨牙？”他压低了声音，“我跟你说，这老钱，精得跟猴儿似的，算盘打得噼啪响，你可别被他卖了还帮他数钱！”
我心里一动，知道机会来了。这司机大哥走南闯北，见识肯定比我多。“大哥贵姓？我叫李强，刚来，很多事不懂，以后还要大哥多指点。”我语气诚恳。
“免贵姓王，王大柱。”他摆摆手，“指点谈不上，混口饭吃罢了。看你像个读书人，怎么不去坐办公室？”
“没门路，也没那本事。”我自嘲地笑了笑，凑近了些，“王哥，我听人说钱老板这儿，经常跟外国人打交道？那……是不是就是搞外贸的？”
王大柱叼着烟，斜睨了我一眼：“外贸？老钱那就是倒腾水货的。鬼佬事儿多，没两把刷子可搞不定。” 他弹了弹烟灰，意味深长地看我。
就像昨天那个，叽里呱啦的，谁听得懂？”他忽然想起了什么，“哦对了，昨天是不是你给解的围？”
“侥幸，学过几天英语。”我谦虚道。
“行啊你小子！”王大柱来了兴趣，“难怪老钱把你留下了。不过光懂几句鸟语可不够，这里面的水深着呢！”他用筷子指了指仓库深处，“看到没？那些货，怎么进来的，怎么出去的，报关、批文、汇率、结汇……里面的门道多了去了！一步走错，就得栽大跟头！”
报关？批文？汇率？这些词像一颗颗炸弹，在我脑子里轰然炸开！这正是我渴望了解的！“王哥，这个批文……是怎么回事？很难搞吗？”我抓住机会，赶紧追问。
王大柱嘿嘿一笑，没首接回答，反而意味深长地说：“这玩意儿，有时候比货本身都值钱。得有‘市场’，懂吗？没市场、客户，你寸步难行！”他指了指自己的脑袋，“光有力气，光懂几句洋文，在这儿，屁用没有！得动脑子，得会来事儿！”
我把笔记本翻到记录海关税率的页码：“王哥，这‘离岸价’和‘到岸价’差多少？昨儿您提的报关单我瞅着都晕乎。”
他夹烟的手指一顿，烟灰险些烫到手背。眯眼瞅着纸上歪扭的英文注释，突然大笑：“小李子，你这脑子是活的！”猛地拍我肩膀，震得我米饭粒从鼻孔窜出来，“想知道？晚上跟我跑趟蛇口，亲眼瞅瞅‘水货’咋上岸的！”
“市场……”我喃喃自语，心里像被什么东西狠狠撞了一下。原来，这就是王大柱说的“水深”。这不仅仅是语言的问题，更是一个复杂的国际贸易和规则体系。
第三次被钱老板吼着去翻译时，我攥着单据的手背青筋暴起。香港客商的手指敲着表盘，唾沫星子溅在“关税滞纳金”条款上：“迟一天，加收三个点！”
日子在搬货、核对中一天天过去。每当钱老板和客户争执不下时，总会朝我大喊：“李强，过来翻译！” 我攥着单据，心跳加速，生怕再出错。
午休时，我轻手轻脚溜进钱老板的办公室。皱巴巴的报纸上，“特区政策” 几个字刺得我眼睛发亮，我赶紧掏出小本子记录。
除了几份皱巴巴的报纸，还有杂物，，甚至有一两本香港那边的财经杂志。报纸上的经济版块、政策新闻翻来覆去地看。很多术语看不懂，却深深吸引着我。
一天午休，《深圳特区报》头版赫然印着“海关严查电子元件走私”。我正看上面政策条文，忽然听见钥匙转动声——钱老板拎着两袋进口奶粉闯进来，见我僵在原地，皮鞋尖挑翻我的笔记本：“看政策有用？先把仓库老鼠洞堵上再说！”
我攥着皱巴巴的小费，在王大柱停车时递上烟：“王哥，您辛苦了！” 他挑眉看我一眼，接过烟点上。
有人愿意听他吹吹牛，他也乐意。“小李啊，跟你说，跑我们这行的，消息得灵通。哪个口岸查得严，哪个地方路好走，哪个老板好说话，哪个老板抠门，心里都得有数！”
“那王哥，您觉得现在做什么买卖好？”我趁机打探。
“好做的？哼，好做的轮得到我们？”王大柱吐了个烟圈，“不过嘛，胆子大的，路子野的，倒腾点电子表、计算器、尼龙布什么的，从香港那边弄进来，转手就能翻几番。但风险也大，被海关抓住就得脱层皮！”
电子表！计算器！这些词再次刺激了我的神经。华强北那些柜台上的东西，原来很多是这么来的？
休息日，我在报刊亭前一站就是几个小时。《深圳特区报》的油墨味混着汗水，滴在我抄满笔记的小本子上。
有时候，我会刻意在一些看起来像“业内人士”聚集的茶馆门口或者银行附近徘徊，竖起耳朵，试图从他们高声阔论的只言片语中，捕捉到有用的信息。
一个月很快过去，我领到了我的第一份“工资”——三十块钱。三十块钱被汗水浸得发皱，我紧紧攥着，指甲在钞票上留下深深的痕。这是我在深圳的第一桶金，攥得越紧，心里越踏实。
老钱看着我接过钱时眼中的光亮，嘴角扯了扯，似乎想说什么，但最终只是哼了一声：“下个月好好干，别给我捅娄子。”老板似乎更喜欢年轻人的好学精神、能吃苦踏实的干劲。
“是！谢谢陈老板！”我再次深深鞠躬。
发薪日，王大柱在卡车驾驶室递给我半包“红梅”：“瞧见没？这烟盒里夹的纸条，蛇口码头今晚有船靠岸。”他弹烟灰时，眼神像刀刮过我新写的“外汇黑市汇率换算表”，“聪明人该知道，老钱让你学英语，是当人肉翻译；让你堵老鼠洞，是当替罪羊。”
我指甲抠进钞票褶皱里，三十块钱边缘的毛刺扎得掌心发疼。远处华强北的霓虹招牌正亮起来，像一堵发光的墙，墙那边是计算器与电子表堆成的小山，墙这边是汗碱结壳的工服与永远填不满的胃。
深夜，我蹲在码头集装箱阴影里，看着王大柱与穿花衬衫的男人交头接耳。月光下，成箱的“SONY”商标泛着冷光，男人摸出皱巴巴的批文时，我听见王大柱低声咒骂：“这狗日的把‘三来一补’批文改成电子元件，海关查实了得蹲笆篱子！”
回仓库路上，王大柱突然踹飞路边的易拉罐：“小李子，下月跟我去趟广州，我教你‘洗单’——把香港货当‘三来一补’报进来。”他吐出的烟圈在路灯下扭曲，“不过你得记住，这行当玩的是心跳，一步错，全家喝西北风！”
我摸着口袋里记满术语的小本，远处罗湖口岸的灯光像一条流脓的伤口，横亘在深港交界线上。而我的外贸之路，才刚刚踩上这条布满血与锈的钢丝。
“这水深着呢，”我默默地对自己说，回想起王大柱的话，回想起老板那深不可测的眼神，回想起报纸上那些复杂的政策条文，“得一步步来，小心点，看清楚了再走。”
我抬起头，看向远处灯火璀璨的夜空，那里似乎有无数的机会在闪耀，但也布满了看不见的陷阱。我的外贸之路，才刚刚开始摸索门道。下一个机会，会在哪里出现？我必须时刻准备着，像一头潜伏的豹子，等待着扑向猎物的那一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