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春，重庆南岸的一栋灰砖小楼内，于学忠站在窗前，手中捏着一封刚拆开的信。信纸上的字迹工整却透着几分急切——长子于允文从北平来信，询问父亲对时局的看法。
“父亲，国共谈判破裂，内战恐难避免。儿在清华任教，同窗多有北上者，亦有投笔从戎者。儿当何去何从？”
窗外，嘉陵江上雾气弥漫，几艘运煤的木船缓缓驶过，船夫的号子声隐约传来。于学忠眉头深锁，指尖无意识地着信纸边缘。
副官李振唐轻步走进书房，低声道：“总司令，二少爷从南京来电，说中央军校已决定迁往台湾，问他是否随行。”
于学忠沉默良久，终于开口：“回电告诉他——军人以保家卫国为本，内战非吾辈之责。”
李振唐欲言又止：“可二少爷性子刚烈，若执意……”
“由他去吧。”于学忠摆摆手，目光落在书桌抽屉里的一把勃朗宁手枪上——那是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前夜赠他的。
北平，清华园。
于允文坐在图书馆的角落，面前摊开一本《论持久战》，书页边缘密密麻麻写满批注。窗外，学生游行队伍的口号声隐隐传来：“反对内战！争取和平！”
同学陈志远匆匆走来，压低声音道：“允文，组织上决定分批撤离北平，你去冀东还是东北？”
于允文合上书，指尖在封面上停顿片刻。他想起父亲在西安事变后的告诫：“文人救国，未必非持枪不可。”
“我留下。”他最终说道，“清华需要教员，更需要能传递真相的人。”
陈志远皱眉：“可特务已经盯上你了！昨天还有人打听你和于学忠的关系……”
于允文笑了笑，从怀中取出一枚铜制怀表——那是父亲在台儿庄战役后托人捎给他的，表盖内侧刻着四个字：“明理守心”。
南京中央军校的训练场上，于允武正带领学员进行刺刀操练。汗水顺着他的下颌滴落，军装后背早已湿透。
教官王世杰匆匆走来，将他拉到一旁：“允武，刚接到命令，三日内全校转移台湾。你父亲那边……”
于允武冷笑一声：“他老人家眼里只有‘民族大义’，何曾想过我们这些当兵的前程？”
夜幕降临，他独自在宿舍收拾行装。箱子底层压着一封泛黄的家书——那是九一八事变后，父亲写给年仅十岁的他：“倭寇占我家乡，汝当立志雪耻。”
他的手突然颤抖起来，一把抓起桌上的军帽摔向墙壁：“凭什么他们打的仗，要我们来还债！”
重庆的雨季来得突然。
于学忠正在书房擦拭一枚青天白日勋章，忽听门外传来熟悉的山东口音：“报告总司令！原51军警卫连赵铁柱求见！”
来人是位瘸腿老兵，黝黑的脸上刀疤纵横。他一进门就跪倒在地，嚎啕大哭：“老长官！咱们山东的弟兄……全散了！有的跟了共军，有的被拉去东北打内战，还有的……饿死在回乡路上啊！”
于学忠扶起他，发现他棉袄里藏着一面残破的军旗——正是当年鲁苏战区司令部的标识。
“总司令，您给句话！弟兄们到底该咋办？”老兵死死攥住他的胳膊。
窗外雷声轰鸣，雨点噼啪打在玻璃上。于学忠望向墙上悬挂的中国地图，东北、华北、华东……无数地名被红蓝箭头切割得支离破碎。
“回家。”他沙哑着嗓子说，“活着的人……都回家。”
1948年冬，三封信几乎同时抵达重庆：
于允文的信里夹着清华园雪景照片，背面写着：“儿已加入新政协筹备会，盼父亲北上一叙。”
于允武从基隆港寄来一张全家福，照片角落刻意剪去了军衔徽章。
山东老兵赵铁柱托人捎来半截烟袋杆——那是当年于学忠奖励给侦察英雄的。
于学忠将三样东西锁进檀木匣子，对李振唐叹道：“我这一生，对得起国家，却对不起儿子。”
李振唐轻声问：“那您的决定是……”
“等。”老人望向北方灰蒙蒙的天空，“等历史给我们爷仨……一个交代。”
1950年元旦，北京某胡同小院内。
于允文正在整理父亲的藏书，忽然从《孙子兵法》中滑落一张纸条，上面是于学忠遒劲的笔迹：
“吾儿若从军，当为苍生执剑；若从文，须替天地立心。路皆在尔脚下，莫问父归处。”
窗外，庆祝新中国成立的红旗在寒风中猎猎作响。远处隐约传来广播声：“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