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的春天闷得如同浸了水的厚布，1997年3月1日，南海西樵山一间简陋的会议室里，空气凝滞。二十几张年轻或沧桑的脸，在日光灯下显得有些发白。许阿印站在前方，白衬衫领口被汗渍洇出深色，声音却像推土机碾过碎石般清晰有力：
他目光扫过每一张面孔，“‘小面积、低价格、快速开发’，这九个字，就是恒大的命！”桌下的手，指甲缝里嵌着昨日在农药厂地块亲手挖出的、混合着可疑深色物质的泥土——那是他拿下的第一块地，海珠区工业大道，原广州农药厂，别人捂鼻绕行的毒瘤。
五月，许阿印终于与中达老老板“和平分手”。走出那扇曾消磨了他数年光景的玻璃门，他没回头。珠江浑浊的水汽扑面而来，他深吸一口气，肺叶里灌满的是前所未有的自由，也是沉甸甸的、没有退路的赌注——全部身家，押在了那块有毒的土地上。发小阿强，一个在工地摸爬滚打多年的结实汉子，开着辆破旧皮卡等在路边，引擎盖下突突冒着黑烟。“印哥，真辞了？就搞那块‘毒地’？”阿强嗓门大，带着担忧。“搞！”许阿印拉开车门，重重坐进去，皮卡猛地一沉，“人弃我取，是毒是金，挖开才知道！”
六月八日，金碧花园破土。没有礼炮彩旗，只有推土机沉闷的嘶吼，碾过荒草和农药厂残留的水泥碎块。银行批下的六百万贷款，扣掉五百万地价，账上几乎空空如也。许阿印成了工地上最醒目的身影，一双沾满红泥的旧皮鞋，从规划局、建委到银行，再一头扎进尘土飞扬的基坑。他要求彻底清除污染：“挖！往下挖！把这片毒土全给我换掉！”工人们挥汗如雨，他也常挽起袖子跳下去，抓起一把新填的土凑近鼻尖，细细嗅闻，像个固执的老农。阿强跟在他身后，递水，骂骂咧咧地替他挡开纠缠的施工队头头，也骂他不要命：“印哥，你这哪是老板，你是包工头里的敢死队！”
日子在灼热中熬煮。妻子李梅心疼他，有时半夜拎着保温桶，穿过半个城市送到他海珠区租住的那个简陋单间。他常在灯下伏案，桌上摊满图纸和报表。汤温热，他大口喝着，李梅默默揉着他僵硬的肩膀，指尖触到他肩胛骨嶙峋的轮廓，心尖便是一颤。“快了，梅，”他拍拍她的手，眼中有血丝，却亮得惊人，“金碧开了盘，我们就换个大房子，带花园的。”李梅只是笑，把担忧和腰间的酸痛悄悄咽下。窗外，工地夜以继日的打桩声，是这座城市为他奏响的、单调而充满力量的前奏。
八月八日，天像个漏了的筛子，暴雨倾盆。金碧花园临时售楼处，简陋的铁皮棚子被雨点砸得震天响。许阿印站在门内，隔着模糊的玻璃，望着外面被浇透的城市。阿强焦躁地踱步：“这鬼天气，谁还来看房？”许阿印没说话，指关节捏得发白，指甲缝里还残留着前几天亲手抠挖检验回填土留下的褐色印记。他赌上了所有：这块别人嫌弃的毒地，这极致的“小面积、低价格、快速开发”，这被暴雨冲刷的未知时辰。
临近正午，雨势奇迹般收住。阳光刺破云层，湿漉漉的地面蒸腾起氤氲热气。仿佛被阳光唤醒，远处传来第一声汽车喇叭，接着是第二声、第三声……人群如同决堤的洪水，从西面八方涌来，瞬间挤满了泥泞的空地。铁皮棚摇摇欲坠，简陋的木门被汹涌的人潮“砰”地一声挤倒！惊呼声、喊价声、争抢户型的叫嚷声汇成一片沸腾的海洋。售楼员嗓子喊哑，合同像雪片一样飞舞。阿强挤在收银台后面，机械地数着一沓沓滚烫的现金，手微微发抖，抬头望向许阿印，眼神像在看一个陌生的神迹。
许阿印站在角落，背对着那片疯狂。他伸出手，接住棚顶缝隙滴落的一滴雨水，冰凉的触感让他微微一震。棚外，阳光炽烈，蒸腾的水汽模糊了远处正在换土施工的巨坑轮廓。喧嚣的声浪包裹着他，八千万回笼资金！8000万！。这感觉并非狂喜，更像在惊涛骇浪中死死抓住桅杆后，一种近乎虚脱的确认——船，没有沉。
他缓缓转过身，目光穿透攒动的人头，投向售楼处外那片巨大的、尚在清理换土的基坑。雨水冲刷过的泥土在阳光下泛着的深褐色，散发出一种原始的、混合着青草和新鲜土壤的气息，彻底覆盖了记忆深处那刺鼻的农药味。推土机在远处轰鸣，像一个不知疲倦的巨兽，正按照他亲手划定的蓝图，奋力开拓。
“看什么，印哥？”阿强挤过来，声音嘶哑，带着难以置信的兴奋，手里还捏着厚厚一叠沾着汗渍的钞票。
许阿印没有看那钞票，他的视线牢牢锁住那片被机械啃噬、又被新土滋养的土地。嘴角，极其缓慢地向上牵起一个微小却无比坚实的弧度。
“阿强，这才刚刚开始。”他轻声说，像在宣告，更像在说服自己，“我们的目标，是星辰大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