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源面色大变，失态的一声惊呼，将王晴的视线转移到了面前的囊袋上。
“老爷子，你这是…”
灰色的陈旧囊袋，上面残留的岁月痕迹清晰可见，赵老爷子却是眼眶微红，轻轻地抚摸着囊袋，郑重地对王晴行了一礼。
“姑娘，不必如此客气称呼，老汉赵粟今年五十三岁，膝下子赵源三十一岁，愿为姑娘前锋，这是老汉我的诚意。”
说着便依次解开囊袋西周的细绳，露出里面的一块骨牌和一张撑开的囊袋内部。
“达…”赵源声音颤抖，再次开口。
赵粟挥手制止儿子的话，再次看向王晴道：“姑娘请细看。”
王晴拿起骨牌，就见一块打磨光滑的寸长骨牌上刻有“秦”“义”二字，还有右下角“十八”字样。
拆开的囊袋上原是用细笔描画的一张只有简短几行字的皮纸。
“宏武西年九月初三，富平、三原张氏携王氏、富平李氏、兴平马氏，高陵刘氏，应‘开中令’输粮宁夏卫，至灵州遇袭损丁。
持此牌及书可至五姓商号，‘护粮义民’危急可托，食宿无忧，后事可恤。”
原来这是一份寻求“秦商”庇护的信物，这份东西的重量，对于赵源父子这样的泾阳商帮边缘人物来说，那可是生死攸关时刻才有可能拿出来保命符。
王晴也是稀罕的紧，这样的物品，若真的能够引来秦商帮的保驾护航，那就太好了。
可这事有利也有弊，就怕尾大不掉，毕竟秦商重义也更重利。
对于赵源父子的投名状，王晴既是兴奋又有些惶恐，引狼入室的事她肯定是不愿意的，再说她现在也不缺钱，结交赵源父子不过是多攒一条不一样的商业路线。
这些突如其来的商品贸易，她决定老王家人还是不要参与的好。
将信物推给赵粟，抬眼首视道：“老爷子，这是投名状吗？秦商五姓商号，你们能掌握的住吗？王家人暂时不缺钱，缺的是人，志同道合的人。”
听到这话，赵源父子二人也是一愣，秦商五姓商号他们如何能够掌握的了？赵家不过是泾阳商帮边缘人物，更何况秦商大族？
二人一时间也是冷汗淋淋，刚刚的激动也有了一瞬间呆滞，那该如何？
赵粟的手都有些发颤，他早该想到的，秦商五姓如参天巨树，根系盘绕三秦大地，岂是他泾阳商帮边缘户能攀折的？
可驼骨牌是老父亲拿命换来的“恩契”，难道真要成烫手山芋？
（注：明代秦商通过「开中制」输粟换引，表面是「义助边防」，实则垄断盐业，形成「以义为表，以利为里」的商业模式。
在明代那个「官商博弈」「边患频发」的特殊年代，秦商的「重利重义」本质是一种高智商生存策略。
更有明代学者 王士性《广志绎》：“陕西沿边多贾，其俗重利，能耐劳苦，以盐荚（盐引）富甲诸商。”
（明确指出秦商以盐业逐利，且将「重利」与「耐劳」并列为地域性格。）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秦晋盐商，利之所在，虽危险不避。西至洮陇，东至江淮，北至幽燕，皆其活跃之地。”
（描绘秦商为逐利跨越险阻，商业版图覆盖大半个中国。）
《陕西通志·盐法》：“洪武初，秦商以输粟换引，奔走塞上，其获利倍于田亩。故富平、三原之民，多弃农从商。”
（点明「利」的诱惑促使秦商大规模转型，农业与商业的利润差是根本动因。）
《扬州府志·商贾》：“陕西盐商居扬者，皆以积聚盐荚为急务，岁课之外，兼营布帛、茶叶，冀获厚利。”
（显示秦商在扬州的经营不仅限于盐业，而是「多业逐利」，甚至涉足违禁的茶叶贸易。）
开中制的本质：秦商通过向边塞输送粮食，以极低成本获取盐引，一转手即可获得数倍利润，如，洪武年间在宁夏卫输粟1石，可换淮盐引200斤，在江南售卖得银10两，而运粮成本仅2两——利润率达400%。
秦商将骡夫、护卫视为「移动资产」，甚至出现「人市」买卖劳动力。
富平李氏曾一次性购买河西回民骡夫300人，通过「契约奴工」制度榨取剩余价值，美其名曰「收留流民」。
秦商通过贿赂边将、资助官府，获取垄断性商业特权。
如，三原张氏每年向陕西布政使送「冰敬炭敬」银万两，换得「优先支盐」权，此行为被《明经世文编》批评为「以利蚀权，权又生利」。
秦商发明「连环保」，一家破产，同籍商帮需共同偿还债务，避免个体逐利导致的系统性风险。这种「利损共担」看似「重义」，实则是集体护利的手段。
「重利」代表案例：富平张臻在洪武年间通过「输粟宁夏卫」积累原始资本，后在扬州设立「张氏盐号」，勾结盐官，将淮盐掺杂沙土售卖，年获利十万两。其家族「以利结官，以官护利」，三代人垄断两淮盐业。
义举包装：张臻捐银修建扬州「秦商会馆」，内设关帝庙，看似「重义」，实则为盐商聚会分赃之所。会馆楹联「义存汉室三分鼎，利占秦商百二城」，首白体现「义利并行」的价值观。
富平李月峰联合回商，控制宁夏卫「茶马互市」，将江南布帛以十倍价格售予蒙古部落，换得战马后再以高价卖给明军。其「布马交易」利润率高达900%，被《陕西商帮史》称为「血与布的暴利循环」。
兴平马氏利用回汉双重身份，在陕甘茶马古道上「两头通吃」：向汉族商人收「过路费」，向蒙古部落卖「禁运铁器」，甚至参与贩卖人口，被边民称为「马阎王」。
马氏以「护持伊斯兰」为名，号召回民马帮为其卖命，实则将「义」转化为「利」的精神控制工具。
「重利」与「重义」的历史辩证： 义为表，利为里的生存策略。
秦商的「重义」本质是低成本获客手段。
帮护粮遗族，是为了让其他运粮人「见义思利」，甘愿冒险。
建会馆、修义学，是为了获取官府表彰，降低经营风险。
利尽则义亡的残酷现实：当「利」与「义」冲突时，秦商毫不犹豫舍义取利。
成化年间，蒙古部落遣使议和，秦商立刻停止向明军供应粮食，转而与蒙古互市，导致宁夏卫险些因断粮失陷。
历史上的秦商绝非「义薄云天」的道德完人，而是一群在明初特殊政策下，以「重利」为驱动力、以「重义」为保护色的商业集团。
他们的崛起离不开：政策红利：开中制、茶马互市等国家战略。
地域优势：陕西「襟喉西北」的地理位置。
创新：将「义」转化为商业信用体系。
终极结论：秦商的「义」是包装过的「利」，「利」是算计过的「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