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闪光灯在地下室连成片时,林小满才发现自己蹲在潮乎乎的水泥地上,膝盖早被硌得发麻。阿凯举着个掉漆的搪瓷缸当扩音筒喊:“第三幕!翠兰把玉佩塞给闺女那段,词儿得改得像亲妈说的话!”
“我来试试。”小满抓过支马克笔,在从墙上撕下来的旧报纸背面写,笔尖划过纸页的“沙沙”声,混着胶片机的“咔嗒”响,像支潦草的乐队。
张勇突然从电动车筐里拖出个保温袋,拉链“刺啦”拉开,冒出的热气在冷空气中凝成白雾。“刚从24小时便利店买的,”他往小满手里塞了桶泡面,“加了双份料包,够劲儿。”
“你咋连这都备着?”小满笑,看见他工装口袋里露出半截笔记本,是上次在711便利店见过的那本,页边画满红笔批注。
“送单路过总买,知道你改东西时爱饿。”张勇蹲在她旁边,撕开自己那桶泡面的调料包,“你看这句‘妈走了,玉佩替我守着你’,太煽情了——咱漳河人不这么说话,我妈当年送我来北京,就说‘缺钱了吱声,别硬扛’。”
小满的笔尖顿了顿。她想起临走前妈往她行李箱塞冻包子时,也是这么说的,当时还嫌妈唠叨,现在想来,那是最实在的牵挂。
“改改?”张勇指着报纸上的字,“改成‘这玉佩磕过三次,一次是你小时候摔的,一次是我下岗那年砸的,这次……给你留着挡灾’。”
“好!”阿凯突然凑过来,嘴里还叼着半截火腿肠,“就这么写!有生活!”他冲群演喊,“都过来听听,这才是亲妈说的话!”
二十多号人围过来,手机闪光灯把小满的脸照得发白。王翠兰挤到最前面,手里还攥着那块玉佩,突然抹起眼泪:“我老伴走那年,也跟我说过类似的话……他说‘这玉佩摔过,比你经折腾’。”
“王姨,”小满拽了拽她的衣角,“咱加场戏吧?就写翠兰给玉佩补漆,用红指甲油涂磕掉的地方。”
“这个好!”王翠兰掏出个锈迹斑斑的铁盒,打开是半瓶红指甲油,“你看,我带了!当年在棉纺厂,姑娘们都用这个,掉漆了就补,跟新的一样。”
地下室突然热闹起来。群演里的小姑娘自告奋勇演闺女,掏出自己的口红给王翠兰补妆;开出租的大叔贡献了车里的旧座套,当闺女的床单;连蹲在角落抽烟的大爷都站起来,说要演送玉佩的老匠人,“我年轻时在首饰铺当过学徒”。
“灯光!”阿凯举着搪瓷缸喊,有人把手机手电筒绑在拖把杆上,光束晃得人睁不开眼。
“道具!”王翠兰把涂了红指甲油的玉佩往闺女手里塞,指尖抖得厉害。
“开拍!”胶片机“咔嗒”转动的瞬间,小满突然觉得,这3800块预算的戏,比周志强那部投资百万的剧本更像电影。
凌晨两点,改完最后一句台词的小满靠在墙上喘气。张勇递过来瓶矿泉水,瓶盖拧得很松,显然是提前准备好的。“累坏了吧?”他往她手里塞了颗水果糖,是小陈上次给的那种,“含着,提提神。”
糖在嘴里化开时,小满听见王翠兰在跟人说当年的事——她老伴是北影厂的道具师,一辈子没拍过戏,却总说“好道具得有故事,就像这玉佩,磕掉的地方都是念想”。
“你看,”张勇突然指着银幕,白床单上投出王翠兰补漆的影子,像幅流动的水墨画,“这比枪战戏好看吧?”
“嗯。”小满点头,突然想起周志强说的“情感要廉价”,觉得那八个字像块发霉的面包,早该扔进垃圾桶。
阿凯抱着刚洗出来的样片跑来,胶片在他手里晃成条银带。“你看这帧!”他指着其中一格,王翠兰的手停在闺女头顶,玉佩的红光在黑暗里闪了下,“这就是咱要的!”
有人掏出从家里带来的二锅头,有人拆开袋花生,地下室突然变成了庆功宴。张勇给小满倒了点汽水,碰杯时说:“你写的那句‘北京的风再大,吹不散念想’,我记下来了,等写《破浪号》时想用。”
“随便用。”小满的汽水喝得有点急,打了个嗝,“到时候我帮你改,不收钱。”
“那我请你吃漳河的大闸蟹。”张勇笑,眼角的皱纹里沾着点泡面渣,“我爷养的,比北京的肥。”
胶片机还在转,把众人的笑声投在白床单上,影子歪歪扭扭的,像群跳舞的人。小满看着张勇笔记本上的批注,看着王翠兰补漆的玉佩,突然觉得这即兴的夜晚,比任何精心策划的剧本都动人——因为这里的每个字,每帧画面,都带着生活的体温,像漳河的潮水,粗糙,却滚烫。
天快亮时,阿凯把改好的剧本订成册子,首页写上“献给所有在地下室做梦的人”。小满接过册子,纸页边缘还留着她的指甲印,是刚才攥得太用力。
“走了。”张勇扛起电动车上的保温袋,“再晚赶不上早高峰送单了。”
地下室的门在身后关上时,小满听见胶片机最后“咔嗒”响了声,像在说“晚安”。胡同里的槐花香更浓了,混着晨光漫过来,她摸了摸口袋里的水果糖纸,突然觉得北京的夜再冷,也总有地方能让理想发芽——比如这间漏风的地下室,比如这群把日子过成剧本的人。